图：中国应该通过增加居民收入，以扩大消费政策来寻求经济结构平衡。

　　从人口维度看，2011年是中国劳动年龄人口由升转降的第一年。从经济的维度看，2011年也是中国GDP增速由升转降的第一年。那么，人口结构的变化是经济总量波动的决定性因素吗？

　　2007年应该是1990年以来中国GDP增速的最高点，达到14.23%，名义GDP则超过18%。但同一年美国爆发了次贷危机，并在次年传导到中国，导致中国的外需大幅下降。为应对次贷危机，中国推出超大规模的基建投资计划来扩内需，2009年全国人大常委会首次通过由财政部代理发行的2000亿元（人民币，下同）地方债券计划。当时的公开数据显示，72%的地方债务用于交通运输、市政建设及土地收储。

　　地方债务增速超过GDP

　　回顾历史不难发现，保增长的目标总是容易实现，扩内需则主要体现为“扩投资”，调结构难度最大。据财政部发布的“2023年12月地方政府债券发行和债务余额情况”显示，截至2023年12月末，全国地方政府债务余额40.7万亿元。此外，全国城投有息债务也快速扩张，估计每年年均增速或在10%以上。

　　但地方债务的增长却未能带来GDP的同步增长，2019年至今，地方债（一般债加上专项债）按年增速维持15%左右，约是GDP增速的3倍以上。那么，是什么原因导致GDP增速远低于债务增速呢？

　　中国制造业增加值占全球比重已达到31%，但人口只占全球17.6%，这意味着制造业在产能过剩的环境下毛利率会显著下降。但地方政府和国有资本要担负稳增长的任务，因此，在房地产投资增速大幅回落的背景下，通过加大基建和制造业投资力度来实现稳增长目标，这就导致了债务增长过快的问题。

　　2021年中国65岁及以上人口占总人口的比重超过14%，标志着中国步入深度老龄化社会。不仅如此，由于预期寿命的延长与出生率的下降，中国的老龄化在加速。其速度超过当年的日本，即只要花9年，到2030年，中国就将步入超老龄化社会（65岁及以上老人占比超过20%）。

　　相比之下，日本从深度老龄化到超老龄化所花的时间是12年，德国为36年。从那些已经步入超老龄化国家经济数据看，进入到深度老龄化之后，其平均增速通常只有1%至2%的水平。

　　中国自2021年下半年以后，房地产开发投资和新房销售面积均大幅下降，意味着房地产周期的上升阶段结束。与此相对应的是，根据国家金融与发展实验室的数据，2023年中国的宏观杠杆率水平达到287.8%，与西方国家的债务水平相当。

　　从目前来看，2023年居民部门的房贷余额首次出现下降，即居民部门继续加杠杆的意愿不强了，而民间投资2023年也出现了负增长。也就是当人口周期与经济周期叠加，全社会杠杆率水平已经加得满满当当，这种情况西方国家似乎从没有出现过。

　　因此，这轮房地产调整的时间可能比较长，房地产周期对金融部门带来的风险和对相关行业的负面影响还没有充分暴露出来。历史上还没有一个国家同时面临总人口减少、老龄化加速、宏观杠杆率接近300%、房地产周期开始下行等如此复杂的局面。

　　2023年中国的人口抚养比已经达到49.3%，这还是把15至64岁都作为劳动年龄人口计算。如果按15至59岁作为劳动年龄人口计算，则抚养比已经达到94.9%，即几乎是一个劳动者抚养一个非劳动者，社会和家庭负担在快速上升。

　　这也意味着，今后应对人口老龄化压力下支出是刚性的，其规模也非常大，但如何应对老龄化加速带来的养老、医疗等压力？未来随着退休人口加速增加，中国养老金的缺口会比较大，需要财政更大幅度增加支出。

居民消费需求偏弱

　　“调结构”是一个很老的话题，即经济结构需要重新调整，以适应时代发展变化的需求。但调结构又是知易行难，经常被“稳增长”的KPI考核要求取而代之。中国有句成语叫未雨绸缪，而如今已到了“雨季”。笔者认为，至少有两大结构需要调整，一是居民收入结构，二是产业结构。

　　第一大需要调的结构是居民收入结构。尽管中国的经济增速仍领先于全球，但人口老龄化的压力却很严峻，且从全球主要经济体比较看，中国居民家庭部门的债务压力也比较重，其原因是居民可支配收入占GDP的比重偏低，即经济增长所带来的收入获得感不够强。

　　2024年初中国居民存款却已经到了143.6万亿元，尽管这与中国居民在债券、股票、基金、理财产品等金融资产的配置比例偏低有关，但居民存款规模全球第一却是不争的事实。同时，居民收入差距较大，高收入组的收入水平长期维持在低收入组的10倍以上。这恐怕是消费不振的主要原因之一，因为消费的主力是中低收入群体。

　　从近日上海市中心豪宅的抢购盛况看，高收入群体的购买力依然很强，故调结构的重心是多渠道缩小收入差距。

　　因此，笔者建议，一是财政支出向中低收入群体倾斜，通过多种方式来进行转移支付。二是通过税收等手段来增加对高收入群体征收，重点是加强对应纳未纳人员进行有效征税，如目前个税所覆盖个体数量非常有限，与居民存款额的高增长形成很大反差。三是鼓励高收入群体的消费和投资，以推动商品和服务业的繁荣，扩大就业。从疫情之前的数据看，中国境外游的人均消费额位居全球第一，说明高收入群体的消费潜力很大，但需要出台相关鼓励消费政策。四是发展社会慈善事业，鼓励高收入者担负社会责任，即“第三次分配”。2022年前官方在这方面宣传较多，希望继续。

　　不出意外的话，到2024年底，中国居民存款余额将突破150万亿元，但居民存款的结构所知甚少，如果对这一天量存款不加以适当引导，容易产生阶层固化问题。

　　第二大需要调的结构是产业结构。即要提高第三产业，也就是服务业的比重。中国早已成为制造业全球第一大国，但服务业偏弱。美国是全球第一经济大国和制造业第一强国，但服务业贡献了80%以上的GDP，贡献了84%的就业。

　　事实上，服务业在第三产业中的占比最高，是全球各国的普遍现象。即便是全球最具有“工匠精神”的制造业强国──德国和日本，2022年其服务业对GDP的贡献分别为75%和73.6%，就业的贡献分别为71.9%和72.1%。

　　近日阿里巴巴集团董事长蔡崇信在一次采访中说道，中国制造占全球31%，但消费仅占全球14%。这就导致了中国的产能过剩问题和对出口的高度依赖，出口顺差大又会导致西方国家对中国提高关税和非关税壁垒。

　　做大服务业 改善居民收入

　　因此，政府应该通过“增加居民收入─扩大消费”政策来寻求结构平衡。从国家统计局2023年的公报看，服务性消费占中国的居民消费支出的比重只有45.2%，而美国占到三分之二左右。故通过做大服务业来谋求经济的良性循环：服务业发展─扩大就业─增加居民收入─扩大消费─带动民间投资─扩大就业。

　　笔者在之前的多篇文章中提到，当经济发展到一定阶段，消费的乘数效应远大于投资的乘数效应，故扩内需战略的重点是放在扩消费上。同时，财政支出结构也作相应调整，即从产出／投入比低的领域转向产出／投入比高的领域，从人口密度低的区域转向人口密度高的区域，从投资转向消费，从短期KPI考核导向转向长期结构转型导向。

　　目前中央财政加杠杆存在巨大空间，应对各种风险的能力较强，政策工具箱里的工具也足以为经济转型提供充分保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