解决需求不足主要不是靠改革，因为结构性改革的目的是提高生产效率和优化资源配置，提高生产率，而需求不足反映的不是生产率问题，是名义购买力问题，是口袋里有没有钱、愿不愿意花钱的问题。如何让大家口袋里的钱更多、让大家的购买意愿更强，这是我们要解决的。最终需求的改善和名义购买力的提升一定会反映在信贷的增长上。那么，如何实现？

　　货币政策方面，最有效、最灵活、最精准的政策是大幅度降低政策利率。这里的政策利率指的是中央银行向商业金融机构贷款的利率。

　　首先，这一政策最有效。中国现在大约有300多万亿元（人民币，下同）的债务，如果政策利率大幅度下降100至200个基点，将使债务人在一年内保守估计可以减少2万亿至3万亿元的债务利息支出。与此同时，这将提高金融资产估值至少10万亿元，并对房地产价格形成支撑。通过大幅度降低政策利率，整个居民的钱包会增加几十万亿，包括债务利息支付的节省和金融资产估值的提高。因此，这是扩大“钱包”的一个重要手段。与此同时，降低政策利率还会增加消费倾向、减少储蓄倾向。

　　其次，这一政策最灵活。政策利率可以随时调整。

　　再次，这一政策最精准。与其他逆周期政策相比，调整政策利率的作用机制是扩大个人和企业的“钱包”、优化相对价格环境。至于如何消费和投资，完全由企业和消费者自主决定，而不是由财政政策替代决策。财政政策是替你花钱，而货币政策是让你的钱变多，让你自己决定如何花费。

　　围绕政策利率调整也有一些担忧。主要担心有两点：一个是息差，另一个是利差。

　　关于息差，主要问题是政策利率下降后，银行盈利是否会大幅下降，以及这对银行的经营会否产生影响。我们也应看到，当政策利率大幅下降、总需求水平和名义收入水平提高以后，金融资产的不良率会大幅下降，银行贷款机会将显著增加，这对整个金融机构的资产负债表是有利的，而非有害的。

　　对于汇率问题也是一样。对汇率的基本支撑不是保持利差不变，而是让经济更加有活力，提高对人民币资产的需求。如果能够充分降低利率，激活中国经济，提升企业投资和盈利预期，这对人民币资产的支撑将更为强劲。过去的经验也显示，内部力量对汇率的影响远比外部力量更为突出。

　　扩大财政开支 提高居民收入

　　在财政政策方面，短期内工作重点应是确保预算的充分完成。今年财政并非没有发力，有许多措施，包括专项债、一般政府债，以及超长期国债。然而，即便将所有这些债务相加，并假设全部资金都能有效花掉，同时假定今年的卖地收入与去年持平，即便在最理想的情况下，广义财政支出（即政府一般公共预算支出＋政府基金支出）的增长速度也只有7.9%。这是极限值，实际情况很难达到。即便达到了这一极限值，对GDP（国内经济总值）的拉动作用也有限。

　　今年的GDP增长目标是5%，如果再加上1.5%至2%的名义通胀，大约需要达到6.5%甚至7%的增长。今年的广义财政支出很难达到这一速度，因此对GDP的拉动作用有限。无论如何，我们首先要确保预算的完成。今年一季度的实际情况与目标相差较大，一般公共预算和政府基金支出的合计增长速度为-1.5%，对经济增长形成了拖累。

　　政府支出非常重要，因为其相当于非政府部门的收入。政府支出增长不足会对企业和居民的收入造成很大影响。广义政府支出在整个社会总支出中接近1/3，这是一个很大的比重。如果政府支出不能增长，居民收入增长少了很重要的一个支撑。接下来，财政政策的工作重点应是确保预算的充分完成。

　　最后，当前还有两点尤为重要：一个是房地产，另一个是地方化债。地方政府化债的节奏非常重要。当前私人部门不愿意加杠杆，政府不能同时也去降杠杆。如果政府和私人部门同时减少杠杆，将陷入恶性循环：支出减少会导致他人收入减少，继而进一步减少支出，形成收入和支出螺旋式下降的局面。

　　因此，地方化债的基本原则是：当私人部门愿意加杠杆时，政府可以去杠杆、化债、减少债务存量；但当私人部门减少债务存量时，政府就不应急于减少债务存量。此时，政府更应保持债务的流动性，避免债务违约，先稳住经济再说。等到经济好转，税基改善时，政府再压降债务存量会有更好的条件，也更容易实现化债目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