图：拓展服务消费作为扩大内需的重要抓手，需要新思路，要鼓励多元化、个性化服务的新业态发展。

　　当下以生存型为代表的实物型消费，已难以满足一般内地居民的消费需求，以享受型、舒适型和健康型为代表的服务型消费的比重持续走高。在新发展格局下，服务消费的提质扩容对于增进民生福祉、促进消费升级、推动中国经济高质量发展具有重要意义。

　　在中国坚定实施扩大内需战略、培育完整内需体系和实物消费增长空间逐步收窄的大背景下，应将拓展服务消费作为扩大内需和推动消费持续快速增长的重要抓手，拓展服务消费需要有新思路。

　　制约因素不容忽视

　　近年来，尽管服务业占GDP比重已超过农业和工业，但相较发达国家和不少发展国家来说，仍有15至20个百分点左右的发展空间。服务业发展带动服务消费取得了长足进步，服务消费占整个消费的比重不断上升，但与主要发达国家服务消费平均占整个消费比重六成相比，仍有约15个百分点的差距。

　　与发达国家相比，中国在服务消费的资金资源分配和配套设施等方面还有短板，尤其是入学、就医、养老等方面的资金资源和配套设施仍然不足，供给体系亟待完善。

　　服务消费质量参差不齐，居民对于优质服务的需求未能得到充分满足。去年全国消协组织受理的消费者投诉中，服务类投诉占比45.1%。生活社会服务、互联网服务、教育培训服务、文化娱乐体育服务与销售服务居于服务类投诉量前五位。

　　在具体服务投诉中，前五位分别为：经营性互联网服务、餐饮服务、培训服务、住宿服务和美容服务。消费者投诉主要集中于虚假宣传、服务乱收费等问题，其中服务提供方不守诚信、服务供需双方沟通不足是影响服务体验和阻碍服务消费增长的重要因素。服务消费质量难以提升，主要与规则制定、处罚规定不完善有关。

　　服务产业作为产业管理较为滞后。一方面，作为产业缺乏顶层设计和系统性规划，制度安排、规则设定、流程标准制定等明显不足。中国工业和制造业无论从战略规划还是内部的行业细化，都有较为详细的政策制定，而服务业的系统性政策安排较为薄弱。另一方面，统计覆盖不够充分。中国每个月公布的社会消费品零售数据，除了餐饮销售之外，大部分都是商品类的销售情况，但像旅游、电影、文体等众多与居民关系密切的消费服务，没有或者很多没有出现在官方的统计之中。

　　服务消费与实物消费相比，在需求类型、供给方式、实现过程、评价标准和个体感受等诸多方面都存在明显区别，需要以不同于实物消费发展的新思路来拓展服务消费。

　　一是多措并举增加居民可支配收入，完善保障体系，提升居民服务消费能力。收入仍然是拓展服务消费的基本保障，居民在拥有稳定且持续增长的可支配收入基础上，才会支出更多用于服务性消费。未来建立收入增长长效机制，健全各类生产要素参与分配的体制机制，多渠道增加居民收入来源。要进一步完善多层次社会保障体系，提高社会保障的共济性，解决居民不敢消费的后顾之忧。

　　考虑到体制内事业人员退休收入较高，企业员工则相对偏低，中高收入与低收入群体收入差距依然较大等问题，有必要完善收入分配机制，合理调整消费税范围和税率结构，发挥再分配的调节作用，改善收入分配结构。同时加快实施职工基本养老保险全国统筹、平衡各地不平衡的养老保险负担和待遇水平、划转国有资本补充职工基本养老保险基金。

　　二是加快推进新型城镇化建设步伐，扩大服务消费需求增长的基数和增量。城市是重要的服务消费载体，随着城市化的不断推进，服务消费潜力也将进一步释放。而中国要走的新型城镇化道路不仅是城镇面积的扩张及人口增加，还要有产业和就业的支撑，是数量和质量统一的城镇化。

　　新型城镇化建设将会创造出大量的新消费需求，对于稳就业、保民生和促消费等方面将发挥重要作用。从消费力来看，城镇化率高的地方，居民的收入水平和消费水平也较高。近年来，虽然农村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和消费支出的增速快于城镇居民，但也只是保持在城镇居民一半左右的水平。未来服务消费潜力巨大，新型城镇化建设步伐应进一步加快。

　　三是加快推进农村土地制度改革，大幅提升农民服务消费能力。通过允许农村土地—宅基地的市场化流转可以突破土地要素市场化改革的瓶颈。保守测算宅基地流转每年能够释放出的土地交易价值大约为4万多亿元人民币。这既可拉动需求，推动消费和投资，又可进一步促进新型城镇化，防止出现逆城镇化。

　　当前，6亿农村低收入群体财产性收入占比仅有3%。一旦宅基地及其建造的房屋可通过财产权抵押、担保和转让的方式流转起来，农民的财产性收入就会大幅度增加。农民可将更多的收入用于教育、培训、文体、旅游和医疗等方面，给服务消费带来一块可观的增量。

　　加快推动税制改革

　　四是改革相关税制，提升中高淨值群体的消费意愿。伴随着财富增长，中国中高淨值人群持续快速扩大。中国可以参照国外经验，实行对适用较高层级边际税率的纳税人进行个人所得税消费定向抵扣政策。税务部门可根据个人所得税税率表制订一套消费定向抵扣标准，对适用较高层级边际税率的纳税人进行定额税收返还。纳税人按照现行税制正常缴纳个人所得税，在一个自然年度结束后，可以凭借该年度内与消费相关的发票办理相应的税收返还。此举有助于刺激规模越来越大的中高收入人群的边际消费倾向。

　　放宽行业准入门槛

　　五是优化服务消费环境，改善服务消费体验。在硬件上，要加大投资力度，通过基础设施建设完善各类服务消费的供给体系和配套设施，努力提高优质资源配额。在软件上，既要提高服务行业和服务企业的专业能力，也要提高相关部门对于服务业和服务消费的管理与治理水平。

　　从中国制造业的发展经验来看，提升企业能力最有效的方式之一是对外开放。让国际一流的服务企业进入中国市场，不仅可以让中国消费者在本土得到国际水平的优质服务，还能通过市场竞争可以倒逼本土服务企业发奋图强，追赶国际先进水平，最终提高“中国服务”的国际竞争力。

　　六是放宽服务业准入门槛，推动服务业转型升级，培育服务消费新热点。要按照“非禁即准”原则，加快服务业市场开放。全面实施市场准入负面清单制度，凡是法律、行政法规未明令禁止进入的服务业领域，均可逐步向社会资本开放，鼓励和引导社会资本参与发展服务业。要以服务业市场的开放有效适应服务消费需求升级趋势，鼓励满足多元化、个性化服务需求的新业态发展。

　　七是加大公共服务领域减税降费力度和范围。中国现代公共服务业税率一般在6%左右，低于其他行业。但服务业的特点是人力密集型，成本和费用主要体现在人工方面，较难以账面形式确切反映，导致利润虚高，且对外收费较高。应通过优化人员结构，提高员工效率，减少无效人力支出，同时以等价方式开具合法合规的票据来证明人工支出，提高成本和费用的可抵扣比例。可深化税务改革，将扩大抵扣、加计抵减和留抵退税等三项减税措施扩大到全行业，放宽纳税人减税条件，减轻经营主体负担。

　　八是加快服务消费系统性制度构建规划的进程，出台服务消费官方统计数据。服务消费系统性制度建设包括顶层设计、战略规划、制度安排、规则设定和流程标准制定等。在制定总体战略规划政策的同时，需要根据不同的行业进行细化，制定单独的制度规范和发展规划。服务消费统计数据的制定和公布，有利于对服务消费和整体消费情况有更清晰的认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