图：山西2023年GDP是2.57万亿元人民币，同比增长5%。图为工人在风电装置中工作。

　　笔者近期山西自驾游，从吉县出发到临汾机场行驶了差不多八十公里高速公路，发现同方向行驶的汽车不足十辆，其中货运车与私家车对半。这样的车流量对于高速公路营运带来不小压力，也引发了笔者的一些思考。

　　最近几年，有经济学家提出了“收缩型城市”的概念。大致的意思是，伴随着人口城际流动，资源配置也要相应优化。对于那些人口淨流出的地区，应精简县级行政管理机构，扩大县级机构管理的人口面积。

　　基层政府在经济学上的功能无非是提供民生保障与促进经济发展，通常会采用县级单位管理的人口与区内生产总值（GDP）的数据，来衡量基层政府绩效。对比东部发达地区和中西部内陆地区，我们会发现内陆地区往往“官民比例”过高。

　　以山西为例，2023年该省人口3466万，117个县级行政单位，平均每个县级行政单位的人口规模只有29.6万人。这是一个什么水平呢？就全国来讲，平均水平是每个县50万人，而经济最发达的广东江苏和浙江三个省的水平是88.7万人。因此，如果每个县级行政单位的公务员机构和人数是一样的话，同样多的公务员管理的人口，山西只有发达省份三分之一，全国平均水平的60%。

　　再用GDP总量来作比较。2023年山西GDP是25700亿元（人民币，下同），平均算下来，山西每个县级行政单位的GDP是220亿元，而全国平均水平是440亿元，浙江江苏和广东三省平均水平是1122亿元。这也意味着，同样一个单位的经济产出，山西需要有五倍多的公务员去管理。

　　如果把地方政府看作是一个公司的话，市场竞争的关键在于效率之争，优胜劣汰在所难免。为什么笔者要拿山西作案例？原因不仅是因为我刚从那里旅游归来，有着实实在在的切身体会，而且从全国的统计数据来讲，山西的情况也较为突出。全国34个省级行政单位，除去7个特区和直辖市，还有西藏、新疆、青海、甘肃、内蒙等5个地广人稀的边疆地区，剩下22个省级单位的序列中，山西无论是“官民比”还是“官经比”都是最高的。

　　减少内耗 优化效率

　　此外，人口变动也是一个重要参考指标，反映出市场竞争的格局。过去十年，山西人口下降了62万，而上述22个省级单位中只有5个省的人口是下降的，东北三省降幅最大，其后就是山西了，而发达三省人口平均增加了713万。如果公务员人数和行政机构数量保持不变，用“官民比例”衡量的绩效差异还会越拉越大，最后反映到经济发展维度，使得“官经比例”的绩效差距也越拉越大。

　　比较有意思的是，山西基层机构的冗余在县级层面表现特别突出，而上升一级到地级市，就没有那么明显了。比如，山西11个地级市，平均人口315万，是发达三省的一半左右；如果比较平均GDP的话，也是后者的30%，远好于县级层面的差距。从22个省级排名来讲，山西的表现也会好一些了。

　　如果对照发达三省的情况，山西的县级行政单位的确需要进行精兵简政。裁撤冗余的公务员和相对应的机构，一方面可以节省大量的行政经费，缓解地方政府的债务压力；另一方面也能减少内耗，提高管理效率。从制度经济学的研究中，经济学家发现，在经济落后地区，公务员会成为吸收当地精英人士的重要岗位，但这又会妨碍其他经济部门的发展，因为人力资本都进入体制了。由此，打破这个负面效应非常重要。

　　当然，行政体制改革一向是难上加难的事情。上世纪末，为摆脱国有企业的经营困境，中央政府怀揣巨大勇气对国企进行裁员，并一举推动了市场化改革进程，为本世纪的经济高速发展打下坚实基础。今日的中央政府凝聚力更强，执行力更坚决，后续改革也值得更多期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