今年诺贝尔经济学奖颁发给达龙．阿杰姆奥卢（Daron Acemoglu）及其两位主要合作者。阿杰姆奥卢是少见的高产经济学家，最近中信出版社出版的初中级《宏观经济学》和《微观经济学》，阿杰姆奥卢都是主要作者之一。

　　国家经济增长和社会发展问题一直都是经济学的主要议题，阿杰姆奥卢等人推动了诺斯的新制度经济学，进一步解释经济增长与制度之间的紧密联系。从技术研发、人力资本投资等方面作为切入点的内生增长理论，以及本次获奖的AJR（三位获奖者姓名缩写：达龙．阿杰姆奥卢（Daron Acemoglu）、西蒙．约翰逊（Simon Johnson）、詹姆斯．鲁宾逊（James Robinson））制度解释，都从新自由主义经济学框架内提出了很有见地的观点。

　　AJR的核心观点是，制度的选择建立在政治的基础之上，同时要面临一些重要的矛盾冲突，有的是意识形态上的冲突，也可能是政治利益冲突。AJR深入研究了经济制度和政治制度的互动影响，并将其划分为汲取性和包容性两类政策。前者指的是权力集中于社会中一小部分人手里，缺乏约束、监督、法治和平衡；而后者则正好相反，权力在社会中广泛分布并受到不同集团、不同形式的约束和监督。

　　按照AJR的制度分类法，任何一个国家都可能有四种不同的经济和政治制度组合。其中，“汲取性的经济和政治制度”与“包容性的经济和政治制度”的组合最稳定。而经济制度和政治制度属于两种不同类型时，发展最不稳定。

　　“包容性的经济和政治制度”明显是有助于经济和社会保持创新活力的，创新源于经济、社会和政治的开放和自由，已经成为共识。“汲取性的经济和政治制度”得到既得利益集团的支持，他们拥有权力并从中受益。作者用“经济输家”和“政治输家”两大机制解释了，这种制度组合一旦形成就很难改变的原因。

　　其实汲取性制度并不一定总是阻碍经济增长，其也能够通过重新配置而提高生产力，但这种增长是短期的，只在众多受到抑制的因素被释放出来的初期会产生高速增长。由于这类制度本身会保护政治上有权有势的群体的利益不受创新的挑战，从而不能维持经济长期持续的增长，发展空间受到限制。

　　AJR所做的实证研究得出结论：拿破仑战争打到哪里，就会摧毁这个地方原有的制度，按照法国制度进行重建。笔者认为，应该看到这些国家是具有某些共性的，比如本身就有相同的宗教基因，而且国土面积不大。战争和殖民的制度重建方式可能不适用社会文化背景迥异的大国。AJR的理论侧重于制度转型或重建推动方的选择是成败的关键，而忽视了被动接受方的作用，事实上这一点至少是同等重要的。

　　制度确实是发展变化的，但是如何从开始就建立包容性制度，或者从汲取性制度变成包容性制度，这个演进过程至今未得到充分研究。

　　阿杰姆奥卢也认识到这是个异常复杂的问题，他指出制度变革的原因不是其效率，而是基于各集团政治力量的变化。如果在制度中受损的阶层没有足够力量，那么有效率的新制度就不会出现。阿杰姆奥卢和罗宾逊进一步指出，要实现好的制度，就必须在国家与社会之间达成一种有效的力量平衡。最终他们不得不悲观地承认“要找到并顺利走完这条通向自由、繁荣彼岸的狭窄走廊，是一个艰巨挑战。”

　　港宜抓紧人工智能机遇

　　此外，AJR强调地理环境在国家发展过程中的重要影响。笔者认为这个因素属于自然禀赋，由此形成了与环境相适应的社会文化和法律制度，分别属于隐性和显性的制度范畴。而经济学对于文化与制度的关系还缺乏深入研究，笔者认为，一个国家的文化的形成和发展过程愈悠久，文化和制度互嵌的程度愈深，社会对制度变迁的制动能力愈强，这比一般意义上的“俘获”或“路径依赖”更复杂和棘手。如果新制度的基础是完全不同的社会文化，那么脱嵌的过程可能既漫长又困难，造成的冲击和破坏并非仅仅从经济维度就可以评估。如何处理在脱嵌的同时进行重建，有待结合历史、政治和经济等多方面因素进行理论创新。

　　诺贝尔经济学奖让新制度经济学重新回归大众视野，但现实已经与过去大为不同，阿杰姆奥卢近年来也很关注人工智能（AI）带来的影响。从今年诺贝尔物理学奖和化学奖对AI的青睐可看出，AI正在改变一切。未来一定是AI＋EVERYTHING，AI+EVERYBODY，每个人都应积极投身其中。香港处于人工智能和WEB 3.0两大风口，正宜领风气之先，大力推动AI在社会各领域落地，探索独特的制度发展模式。

　　（作者为萨摩耶云科技集团首席经济学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