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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口经济学/完善生育支持政策七点建议\梁建章

2024-10-31 05:02:15大公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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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图:中国进一步完善生育支持政策体系,推动建设生育友好型社会,有助提高生育率。

  国务院近日印发的《关于加快完善生育支持政策体系推动建设生育友好型社会的若干措施》(以下简称《措施》),具有里程碑的意义。《措施》全方位罗列了多种生育支持措施,有很多亮点。本文将提出笔者的进一步建议。

  在长期的生育限制政策下,“只生一个好”、“少生快富”、“控制人口,利国利民”之类的宣传早已深入人心,以至于中国失去世界第一人口大国地位时,竟有不少人欢呼中国终于摘掉了这顶耻辱的帽子。这些宣传都是基于将人口视为负担的错误认知。

  《措施》提到的“加强人口国情国策教育,将相关内容融入中小学、本专科教育”是一个非常好的意见,因为直到今天,中国社会尤其是人口学界,对于人口与环境和发展的关系的认识还存在严重的误区。例如,完全是基于伪科学论证的“中国七八亿人口最好”之类的说法依然流传甚广。

  目前各种迹象表明,中国生育率面临着进一步下滑的压力。虽然被疫情抑制的生育意愿得以释放,再加上龙年因素,2024年的出生人口有望小幅反弹,但之后出生人口会继续滑坡。目前中国生育率仅有1.0左右,意味着未来30年时间里,出生人口将减少超过一半。

  以下,笔者将在《措施》的基础上提出进一步的建议。

  一、确定人口政策具体目标

  虽然在微观上,有关生育数量和间隔的决定应该完全由家庭自主决定,但宏观上,为了维护公共利益并确保社会的可持续发展,国家制定明确的人口政策目标并无不妥。在这方面,合理的政策目标是,尽快将生育率恢复到更替水平以上,以确保人口的可持续发展;逐步将“预期人口”提升到并稳定在10亿以上,以确保中华民族拥有能够取得并维持在全球的主导地位的人口基数。

  “预期人口”指的是如果生育率、更替水平、平均生育年龄、预期寿命、淨移入人口等反映人口趋势的参数在过去和将来一直维持在今年的水平不变。根据2023年的数据估算,中国的预期人口为2.55亿,占世界比例仅为2.03%。如果希望未来人口维持在不低于10亿的水平,那么预期人口必须要维持在10亿以上才说明政策到位。

  二、生育支持政策不限孩次

  直到今天,官方的生育政策表述依然停留在“一对夫妇可以生育三个子女”。虽然现在针对四个及以上孩子已没有任何政策限制和实质性处罚,但“三孩政策”的表述依然暗示生育更多孩子不合法。这让一些体制内人员对于多生孩子依然胆战心惊,各地相关部门对此也没有一致性的解读,而绝大部分地方政府的生育辅助政策也仅止步于三孩。

  《措施》未提“三孩政策”是一个可喜的变化,但笔者还是希望正式废除“三孩政策”,并将生育支持政策不限孩次的表述明确纳入正式文件。虽然现在很少人愿意生育四孩以上,但上述改变对于提高中国的生育率有积极的风向标意义。

  三、成立机构统筹人口发展

  人口是一个国家最基础性的要素,也是所有公共部门和公共政策赖以存在的前提。超低生育率反映的是年轻人对未来普遍失去信心,可以认为是各种经济和社会问题最综合性的体现。因此,有效提升生育率要求整个社会在思想观念、法律制度、机构组织、激励机制和硬件设施等各个方面进行结构性改变,需要各个方面的共同努力。笔者建议在国家层面成立高级别的中央机构来专门协调各方面的有关工作,以实施生育支持政策。

  四、密切关注社会舆论动向

  现在各社交平台和自媒体上反婚反育的言论已经氾滥成灾。有机构统计,在各主要社交平台上,反对生育的评论基本都是以10比1的优势压倒支持生育的评论。像“不婚不育保平安”、“不生是一种善良”、“不生孩子就没有软肋”之类的言论已经成为许多年轻人的口头禅。这种舆论氛围已经深刻影响到年轻人的婚育观,长期以往将严重危害公共利益和国家的人口安全。

  希望政府高度重视这一现象,采取切实有效的应对措施,与社交平台和各类媒体共同努力,培育积极的婚育观,营造生育友好的社会氛围。

  五、维持相关公共服务冗余

  讬育和教育资源的紧张是低生育率的重要因素之一。长期以来,这些资源的配置,往往与孩童数量的萎缩同步甚至更快削减。这在大城市尤其突出,以至于学龄儿童占人口比例在全球垫底的中国一线城市却面临严重的入学难。

  笔者建议讬育和教育资源的配置,在与常住人口变化相协调的原则下,保留一定的冗余度。这样可进一步缓解入讬和入学紧张,避免学校关闭带来的接送困难,减轻削减教师给就业市场带来的压力,更可为大力鼓励生育政策创造有利条件。

  很多国家的经验表明小班制有益于提升教育质量。一直实行大班制的中国本早就可通过教育扩容主动实行小班制,现在孩童数量快速萎缩,可以考虑实施小班制。

  六、养老制度与生育相挂钩

  低生育率的症结是激励机制错位:为养育付出代价的是家庭和个人,但受益的却是全社会。在工业化之前,小孩长大后可直接给父母带来经济收益。到工业化之后,特别是在社会化养老制度下,年轻人在经济上回报老年人主要是在社会范围,而非家庭内部实现。具体来说,老年人的养老积蓄在兑现时的价值,来自于工作人口创造的商品和服务。年轻人愈多,养老积蓄兑换商品和服务的能力也就愈大。在此意义上,养育更多孩子的父母对养老体系的贡献更大,但这点现在完全没有在养老金体系中得到体现。

  笔者建议,将养老金与生育激励挂钩。例如,规定工作人口缴纳的养老金中有一部分定向付给自己父母,还可以考虑让养育更多子女或给子女照看孩子的父母提前退休。

  七、创新社区互助育儿机制

  很多年轻人不愿意生孩子,不仅是因为养育孩子需承担高昂的机会成本,还会担心失去社交机会而与社会脱节。对此,笔者建议创新社区互助育儿机制。例如,由社区牵头,让有意向的家长在接受培训后,注册成立育儿互助组织,具体可采用相对宽松且灵活的运行模式。家长们可选择参与互助育儿的时长,并据此获得相应的积分。这些积分可以在未来用于兑换照看服务,从而减轻家庭在育儿方面的负担。

  政府可以给予一定的政策支持,如对于某些相对固定的岗位,提供社会保险等福利待遇,这样能解决家长们在育儿过程中的实际困难,还能为他们提供一个相互交流育儿经验、拓展社交圈的平台。

  总结而言,目前几乎所有发达国家的生育率都低于更替水平,并且绝大多数发达国家都没能有效解决低生育率问题。笔者相信,只要充分认识将生育率提升到更替水平是必须要做到,而且愈早做到愈好,那么中国完全可能成为第一个真正解决低生育问题的主要国家。这是因为除了拥有巨大的生产能力而具有大力鼓励生育所需的物质基础外,中国还拥有两个独特的优势:一是在文化上,我们是一个祭祖的民族,注重长远利益和整体利益,慎终追远;中国内部语言相通,社会主体拥有共同的文化风俗和价值认同。二是在机制上,中国有强力的中央政府和强大的执行力;提升生育率是一项巨大的系统工程,需要将生育支持融入经济社会的方方面面,因此强有力的中央政府至关重要。

  笔者特别注意到,《措施》最后一段提到:“各地区、各有关部门要切实提高政治站位,增强做好新时代人口工作的责任感和使命感。各地要坚持一把手亲自抓、负总责,坚持和完善目标管理责任制。”上述表述说明,完善生育支持政策体系,推动建设生育友好型社会,已被提升到了前所未有的政治高度。

  尽管目前《措施》提及的措施力度远不足以解决低生育率问题,但千里之行始于足下,既然已经迈开了最为艰难的第一步,我们有理由相信,只要方向清晰,目标明确,在不断积累经验的基础上稳步推进,中国一定可以彻底解决低生育率问题,为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奠定坚实的人口基础,进而确保民众的幸福安康和国家的繁荣富强。

  (作者为携程集团执行董事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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