图：人民币兑美元汇率保持相对稳定，但出口价格指数出现回落，汇率变化或难以短期内完全体现在出口商品价格调整上。

　　特朗普卷土重来、二度当选美国总统，或提高美国对外进口关税、尤其是对中国商品进口关税。历史上贸易摩擦的案例并不罕见，本文回顾历史上针对关税政策的应对措施。值得注意的是，当一国贸易顺差规模增长到一定比例、引发贸易摩擦或难以避免，扩大内需、调节贸易平衡或为根本之策，但短期而言，不同应对方式或有望改变收入及利润分配格局。

　　稍作复盘，2018年至2019年贸易摩擦对中美两国、乃至全球的贸易增长均带来较大负面冲击，研究发现中美贸易争端将对全球生产总值（GDP）和全球贸易产生0.1%和0.6%的冲击。对美国而言，加征关税推升通胀预期，美国消费物价指数（CPI）同比从2018年3月的2.3%明显上行至7月的2.9%。随着增长放缓，美国联储局从2018年加息四次转为2019年降息三次。

　　贸易争端没有赢家

　　多篇研究报告亦有所验证，一方面，2018年至2019年间中美贸易摩擦显著拖累了美国的经济增长和就业，美国国内生产总值（GDP）的损失约为0.5%，相当于1080亿美元（按2020年价格计算），在贸易战的高峰期，预计其对美国经济造成了约24.5万个工作岗位的损失；另一方面，贸易摩擦还对美国国内财富分配造成了较大影响，2018年至2019年美国对中国加征关税导致美国消费者与进口商福利下降约510亿美元，而政府税收提高了343亿美元。

　　对中国而言，2018年全年出口增速较2017年的7.9%进一步上行至9.9%，对美出口亦保持较快同比增速（11.3%），但2019年中国出口增速回落至0.5%、对美出口增速明显回落至-12.5%。其中，机电产品是美国受损最大的行业，中国受影响最大的则是大豆和汽车行业。

　　特朗普在竞选期间，其竞选纲领亦宣称将对各国普遍征收10%的关税，对特定国家征收60%的关税──但这些政策如果严格执行，对美国市场、增长、通胀等方面的负面影响可能明显高于2018年至2019年，在现有经济周期及市场环境下、这些代价或许也是美国“不能承受之重”。

　　目前为止，众议院和参议院也提出多项法案，以求剥夺中国的最惠国待遇（PNTR）。在经过2018年至2019年中美贸易摩擦后，中国出口至美国约48%的产品已不再享受最惠国待遇税率，应税商品的平均关税税率约为19.3%，若取消最惠国待遇、除美国针对性立法增加关税的产品外（部分商品通过301机制、反倾销反补贴关税、201保障措施关税、232国家安全关税等加征关税），其他产品关税亦会明显上升，美国最惠国平均关税约为2.3%，非最惠国平均关税约为42%，而对中国的平均关税约为19.3%，由此取消中国最惠国待遇将推升美国对华平均关税约23个百分点。

　　据彼得森国际经济研究所（2024）测算，若美国在2025年对全球加征10%关税且对中国加征60%（考虑反制），对中美两国的GDP增速均带来冲击。其中，对美国GDP增速的拖累约0.4个百分点，且拖累在第二年会扩大至1.3个百分点，同时推升美国当年通胀2个百分点。

　　此外，加征关税亦在收入分配层面带来较大扭曲，使得低收入消费者的福利损失更为明显。根据彼得森国际经济研究所（2024）的测算，特朗普提出的新关税提案或将降低美国人收入，尤其是对最贫穷的五分之一人口来说，收入会下降约4%，对最富裕的五分之一人口而言，则收入下降约2%，而中等收入的典型家庭每年将损失约1700美元。同时，按2023年进口额测算，或将为政府增加当年约2270亿美元额外税收、十年合计或将增加2.75万亿美元。

　　目前，美国经济增长和市场估值／预期均在高位，通胀在上升通道，进口成本大幅跳升对美国通胀的推升效果和对市场情绪的冲击不容小觑。近几年中间品贸易的占比相较2018年高出1个到3个百分点，意味着要执行“原产地”穿透的成本以及冲击也更大。尤其是在经历过去三年多的高通胀之后，美国市场对企业盈利放缓，以及居民对通胀上行容忍度可能更低。

　　他山之石可以攻玉

　　当一国贸易顺差规模增长到一定比例，引发贸易摩擦或难以避免，国内稳增长政策进一步发力、扩大内需，从而有效调节贸易平衡或为根本之策。历史上贸易摩擦的案例并不罕见，短期内的直接应对措施梳理如下：

　　（1）本币汇率适度贬值

　　从宏观角度来说，一国加征关税某种意义上等同于本币贬值，导致被征收关税国家的贸易条件恶化，对企业盈利影响的实际效果等同于对方国家汇率被迫升值。因此，被加征关税的国家往往以汇率贬值对冲关税对汇率实际意义上的“升值”压力，降低出口企业税收损失和全球通胀压力。

　　传统贸易理论认为，当本币汇率贬值时，商品的相对价格有所降低，有望通过提高本国商品的国际竞争力从而增加出口。但近年来也有观点认为，人民币汇率变动对于改善贸易收支作用有限。由于中国贸易结构中以加工贸易为主，加工贸易的特点是“大进大出，两头在外”，人民币汇率升贬值会同向影响进出口。故相对于一般贸易而言，加工贸易的出口量相对汇率变动弹性较一般贸易低。

　　此外，由于贸易合同调整需要时间，汇率的变动对外贸进出口的影响还存在滞后效应，货币贬值不一定能够立即改善出口。从数据上看，中国进料加工占总出口的比例从2010年的40%左右逐步下滑至18%，但比例仍相对较高。同时，由于贸易合同调整需要时间，汇率的变动对外贸进出口的影响还存在滞后效应。

　　近年来、美国进口价格和中国出口价格指数相关性亦有所减弱，体现为中国出口价格指数回落、但美国进口价格指数相对平稳；同时，人民币兑美元汇率保持相对稳定，但出口价格指数出现回落，可能印证体现出中国出口目的地进一步分散化，汇率变化或难以短期内完全体现在出口商品价格调整上。

　　（2）自愿出口配额、降低出口退税

　　从原理上看，出口自限性政策的核心是通过控制出口配额等方式，部分推升国际市场价格、稳定国内市场价格，从而能够将一部分价格上涨和收入留在国内、而非全部由加征关税国享有，降低本国淨损失。

　　回顾20世纪50年代中期至90年代中期的美日贸易摩擦，随着美国对日本贸易从1955年的顺差转为1965年的逆差，在1991年继续攀升至468亿美元，占美国当年总贸易逆差的53.4%。为规避世界贸易组织（WTO）相关规定，自19世纪60年代以来，美国频繁要求日本对贸易争端商品采取出口限制。而对日本而言，通过出口自限制措施能够调和日美生产者间的利益，增加日本厂商边际收益从而获取产业界对执政党的支持，加上该措施实施时间短，具有一定的灵活性和政策回旋余地。

　　此外，调整出口退税税率也可视作出口自限性的政策，当出口退税金额小于该产品实际所含间接税金额，即呈现对出口的抑制。通常而言，出口退税机制是符合WTO贸易要求的国际惯例、并不能视为出口补贴，其目的在于退还出口商品在国内生产、流通等缓解已经缴纳的间接税，上述机制有效避免了重复课税，实现了商品的公平竞争。但当出口退税的金额超过该产品实际所含间接税金额，即出现“超额退税”时，“超额”部分成为出口补贴、鼓励出口，本质上是用出口国财政补贴进口国消费者。

　　（3）鼓励本国企业出海

　　回顾历史上出现大量贸易顺差的国家，通常还通过政策层面的扩大对外援助、企业层面加大海外投资等，缓解贸易失衡。比如20世纪40年代美国的“马歇尔”计划、日本在20世纪80年代的“黑字环流”计划，以及在20世纪90年代后、日本企业加速对外产能投资及海外本土化生产，当年对外直接投资占GDP比例在十年间翻倍。而中国企业出海在2023年后再度加速。目前，东南亚可能聚集了比例最高的中国“出海产能”，但中国对拉丁美洲（墨西哥、巴西）、中东（阿联酋、沙特阿拉伯）、非洲、匈牙利等国家和地区的产能出海也在明显加速。

　　（作者为华泰证券首席宏观经济学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