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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口经纬/户籍制改革助释放人力资源\蔡 昉

2025-01-02 05:01:59大公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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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图:通过户籍制度改革,可以进一步释放人力资源的潜力,推动经济社会的持续健康发展。

  近年来,人口老龄化及人口负增长对经济构成显著压力,并且在劳动力市场上体现得尤为明显。鉴于此,中央政府提出了完善人口发展战略,着重应对少子化与老龄化问题,即“一老一小”问题,也同样适用于解决结构性就业矛盾。

  中国宏观经济刚经历了一个周期性冲击。在受疫情影响的三年里,失业率大部分时间均显著高于自然失业率水平,即存在着周期性失业。长时间的周期性失业影响了人们的就业信心与就业能力,这些影响在疫情后的经济恢复过程中仍然持续存在。加之其他长期及结构性因素,共同导致了结构性就业矛盾的加剧。

  人力资源部门常用“求人倍率”指标,即空岗数与求职人数的比例,来衡量劳动力市场的状况。虽然高求人倍率并不一定代表劳动力市场处于理想状态,但它确实反映供求关系的变化,揭示出某些就业群体受欢迎的程度及其需求的满足情况。

  通过观察求人倍率的变化,我们可以发现,人口年龄结构的变化恰好与求人倍率的变化相对应。以2001年至2014年的数据为例,总量矛盾逐渐弱化,求人倍率整体呈现上升趋势,但不同年龄段的表现存在差异。

  就业市场呈现结构性矛盾

  总体而言,25至44岁劳动群体越来越受劳动力市场青睐,求人倍率也最高;而16至24岁青年群体的受欢迎程度趋于降低;45岁以上大龄劳动者的就业状况在劳动力短缺严重期间一度有所改善,但随后又逐渐变得不那么受欢迎。这反映了就业矛盾的变化,即结构性矛盾日益突出,且与年龄结构紧密相关。同时,劳动年龄人口结构呈现出U字形趋势,加剧就业结构性矛盾。

  配图是一张基于经验依据和数据支撑的劳动年龄示意图。

  一方面,图中向下倾斜的曲线反映了处于人口转变最低阶段的状态,即拥有非常年轻的劳动年龄人口的极端情况。这里采用的是1950年世界上最不发达国家的人口年龄结构数据,其呈现下行趋势,很大部分人群集中在最年轻的群体,与人口转变阶段特征是相脗合的。

  另一方面,高度老龄化的国家,即人口转变到后期或后人口红利时期的国家,如图中向上倾斜曲线,係发达国家在2050年的人口年龄结构,所呈现的上扬趋势,正是少子化和老龄化问题的体现。

  以上两条曲线,分别表现两种极端的劳动人口年龄结构。在两种极端情形之间,还存在一个人口转变的中间状态,既尚未完全脱离早期人口转变阶段,也未达到极度老龄化的人口转变阶段,例如中国的现状。

  笔者设想上述中间状态的劳动年龄人口年龄分布呈U字形,即青年就业人群和大龄就业人群的占比都相对较高,而中间年龄人群则有所减少。

  此外,中国人力资本还具有一些独特特点。例如,少年群体及青年就业人群的受教育程度较高,人均受教育年限在24岁时达到峰值。这一现象在发达经济体中并不存在。美国、欧洲国家、日本等发达经济体,分年龄段的受教育年限係较为平坦的水平线,24岁与64岁的人均受教育年限基本相当。

  人均受教育年限作为人力资本的代理指标,是用计量方法观察就业技能及其回报的重要变量,但并非唯一变量。工作经验同样对人力资本的提升具有重要影响,随着工作经历增长,解决问题的能力也在提高。

  在中国,受教育年限与工作经验之间存在明显的反向关系:青年人群受教育年限较高,但缺乏工作经验;而大龄劳动者虽然工作经验丰富,但受教育程度较低。

  从这一角度来看,中间年龄段的人群可能在两者之间取得较好的平衡,既具备较高受教育程度,又拥有一定的工作经验,从而形成更为优越的人力资本。基于这一观察,笔者提出一个假说:劳动力市场的匹配度与年龄具有倒U字形曲线关系,即中间年龄段的人群在市场上的匹配度最佳。

  我们用2020年第七次人口普查的数据对这一假说进行了验证。结果显示,城镇居民劳动者的就业率分年龄来看,确实呈现出倒U字形曲线──青年时期就业率偏低,中年时达到最高点,随后下降,到大龄时期就降到比较低的水平。这一结果充分说明,劳动力市场的匹配度与年龄呈倒U字形关系。

  因此,U字形的劳动年龄人口分布和倒U字形的劳动力市场匹配度,即构成了一对矛盾。它们在中国当前发展阶段下同时存在,带来了特有的与人口相关的劳动力市场特征和结构性就业矛盾。这个时期的最突出特点,就是“一老一小”就业困难。

  提升劳动者的技能水平

  如何解决中国的结构性就业矛盾?笔者从人力资本培养和公共就业服务两个方面入手,提供政策建议。

  首先,加强政策工具箱的充实与贯通。过去宏观经济调控部门在涉及就业问题时,主要是遵循“菲利普斯曲线”,认为只要通过刺激经济、创造足够的需求,使经济回到潜在增长水平,就能消除周期性失业,实现充分就业,从而达到宏观调控的目标。但经历了疫情等冲击后,即使采取了刺激性政策,经济有所恢复,可能面临的却是更高的自然失业水平。

  这是因为,短期冲击叠加人口结构新特征,如老龄化程度加深、劳动年龄人口趋于U字形分布,都可能影响就业市场的恢复。因此,仅仅依赖原有的宏观经济政策手段是不够的,还需要结合公共就业服务、劳动力市场功能完善,以及相关体制机制改革等其他政策工具。

  其次,从结构入手释放总量潜力。从数据上看,无论是劳动年龄人口、劳动力人群还是实际就业的城乡劳动者,其数量都正在从正增长转变为零增长,进而进入负增长。解决这一矛盾的基本路径有三点:1)通过促进劳动力的有效流动和配置,挖掘劳动力(转移)供给潜力;2)转向依靠生产率提高的新动能;3)以人力资本质量替代劳动力数量,包括加强人力资本的培养、提升劳动者的技能水平等。

  以户籍制度改革为例。户籍制度改革在开发人力资源方面,无论是从劳动力数量还是人力资本的角度来看,都有显著的意义。根据2020年第七次人口普查的数据,在全部城镇常住居民中,有高达37%的人口没有所在乡、镇或街道的户籍。从年龄分布来看,在十几岁到四十岁之间的年龄段,没有当地户口的人群比重显著高于37%的平均水平。这部分人群中,固然有一部分可能是在城市就学、尚未确定落户地点,但也包含了大量劳动者群体,特别是青年就业群体。

  二十届三中全会特别强调了退役军人、农民工、大学毕业生群体的就业矛盾,“一老一小”中这部分人的问题是一个重点。尽管户籍问题对于大龄劳动者而言可能不如对青年劳动者那么重要,但也不无影响。许多农民工在过了四十岁或更大一些的年龄后,由于不再受就业市场欢迎而选择返乡,这样他们往往只能退回到生产率更低的部门,如务农或在家乡从事服务业,这意味着资源配置的退化和生产率的降低。

  因此,户籍制度改革不仅关乎人口流动和资源配置的优化,更是开发人力资源、促进社会流动的重要举措。通过改革,可以进一步释放人力资源的潜力,推动经济社会的持续健康发展。对城镇居民而言,户籍制度与年龄的关系并不显著。但在面临老龄化问题时,他们也需要面对延迟法定退休年龄的改革。如果大龄劳动者的就业服务不充分,人力资源与劳动力市场需求不匹配,他们可能会在劳动力市场上遭遇冲击。因此,延迟退休改革需要更加关注和支持大龄劳动者,加强公共就业服务和技能培训,确保他们能够适应新的就业环境。

  最近,《求是》杂志发表了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在2023年第二十届中央财经委一次会议上关于人口的讲话。其中指出,中国人口少子化、老龄化发生在现代化完成之前,这会带来一些新的困难和挑战,要积极加以应对。

  面对挑战和机遇,我们现在需要建立新的人力资源培养机制,以推动中国的经济可持续增长。众所周知,卫星发射过程中需要多级火箭的推进,而在人力资本推动中国经济可持续增长的过程中,第一级火箭是普及九年义务教育,当其效应递减的时候,我们实施了高等教育扩招政策,对经济增长产生了积极影响。然而,这两者的作用力仅能维持一段时间,因为它们的效果都是一次性的。因此,未来迫切需要第三级人力资本火箭来持续推动经济发展──我们需要以劳动力质量、创业能力、创新力等新要素形式,促进要素新组合,形成新质生产力。

  (作者为中国社科院国家高端智库首席专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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