图：人民币大幅贬值并不是解决中美贸易摩擦的最佳方案。中国应通过扩大内需、促进消费、产业升级、市场多元化及国际合作来化解贸易战压力。

　　在中美贸易摩擦的背景下，即将再次出任美国总统的特朗普，威胁通过大幅提高关税的方式遏制中国的出口竞争力。一些观点认为，人民币贬值可有效缓解美国关税的冲击。但深入分析可发现，这种路径并不可行。

　　实际上，美国上一轮加征关税并未显著推高该国物价，这一现象主要与美国的市场结构和销售渠道模式密切相关。根据经济学中的“价格传导机制”，进口商品价格变化对零售价格的影响，取决于进口成本在终端售价中的占比及市场竞争结构。

　　在美国，大型连锁零售商（如沃尔玛、亚马逊等）通常通过全球化的供应链采购商品，而非直接从外国制造商进口。中国出口企业在这一链条中往往通过代理商供货，加征关税后，这些代理商和中国出口企业通过压缩利润空间吸收了额外的关税成本。换句话说，美国零售商的采购成本并未因关税显著上升，消费者在终端价格上感知不到太大变化。

　　此外，人民币贬值进一步加剧了上述现象。人民币贬值会降低以美元计价的出口商品价格，从而部分抵销关税的涨价效应，但这种调整实际上等同于中国企业向美国消费者提供隐形补贴。例如，据相关测算，中国企业为维持出口竞争力，每获取1美元收入，可能需要“倒贴”4元人民币。这种“成本转嫁”机制使得关税的实际压力被中国企业吸收，而美国消费者则间接获益。这不仅未能打击美国的消费市场，反而加重了中国企业的经济负担。

　　人民币贬值的影响不仅局限于中国国内经济，还涉及对全球贸易体系和“一带一路”共建国家的深远影响。这种连锁反应可能在以下两大方面显现。

　　首先，中国企业面临“双重挤压”。部分中国学者主张人民币至少贬值30%以应对特朗普威胁加征60%关税。他们认为，通过大幅贬值可以增强中国出口商品的价格竞争力，从而在国际市场上弥补关税带来的劣势。但这种策略的背后逻辑存有问题，其本质是将损失转嫁给中国百姓，而企业则继续赚取美元收入。

　　这是因为，人民币贬值虽然表面上提升了出口商品的竞争力，但代价是普通消费者和企业的运营成本上升。尤其是依赖进口原材料、零部件和设备的企业，将会因贬值面临更高的生产成本压力。与此同时，人民币贬值还会通过推高物价，进一步压缩普通百姓的实际收入水平。例如，进口商品价格上涨将直接影响日用消费品、电器、汽车等商品的价格，进而抬高居民生活成本。这种情况下，中国居民成为了人民币贬值的最终买单者。

　　生产成本增 企业势受困

　　人民币大幅贬值的核心目的，是通过降低出口商品价格，鼓励企业继续以低利润甚至亏损的方式向国际市场出口。事实上，这是一种典型的“饮鸩止渴”策略。企业虽然能够在美元计价的国际市场中维持竞争力，但这种竞争力是以牺牲国内经济的稳定性为代价的。

　　如果中国的出口企业继续在这种模式下赚取美元，实际上不能为中国经济带来繁荣。相反，由于人民币贬值导致国内购买力下降，这将最终形成了对企业的“双重挤压”：一方面，出口收益因货币贬值被稀释；另一方面，生产成本和国内市场的消费力下降进一步削弱企业的生存能力。这种局面不仅无法有效对冲关税带来的压力，反而可能加速企业的困境。

　　加剧与“一带一路”国贸易失衡

　　其次，“一带一路”共建国家也会遭遇冲击。人民币大幅贬值还可能对“一带一路”共建国家产生负面溢出效应，特别是在以下几个方面：

　　1）加重债务负担。“一带一路”倡议下，中国对许多共建国家提供了基础设施建设贷款，而不少贷款以美元计价。如果人民币贬值，这些国家的偿债压力将显著增加，因为以本币收入偿还以美元计价的债务将变得更加昂贵。这种压力可能导致部分国家出现债务违约风险，进而对中国金融机构的海外资产造成冲击。

　　许多“一带一路”共建国家的经济结构相对脆弱，依赖出口初级产品或资源，外汇储备有限。如果人民币贬值导致这些国家的偿债能力进一步恶化，不仅可能削弱“一带一路”项目的推进力度，还可能引发对中国在这些国家经济合作模式的质疑。

　　2）扩大贸易失衡。人民币贬值虽能增强中国商品的价格竞争力，但也会进一步加剧与“一带一路”共建国家的贸易失衡。不少“一带一路”共建国家以出口原材料为主，而进口中国的工业制成品和设备。人民币贬值后，中国出口商品的价格优势将进一步扩大，挤压当地制造业的生存空间，导致其对中国商品的依赖加剧。这种贸易失衡可能引发部分国家的不满，甚至会对中国的经济影响力提出更多质疑。长期来看，这可能削弱中国在“一带一路”倡议中的领导地位，影响中国与这些国家间的合作关系。

　　3）区域货币合作或受阻。“一带一路”倡议的重要目标之一是推动人民币国际化和区域货币合作。然而，人民币大幅贬值可能让“一带一路”共建国家对人民币的稳定性产生怀疑，降低其接受人民币作为结算货币的意愿。这将削弱人民币在“一带一路”共建国家的影响力，阻碍人民币国际化的进程。此外，人民币贬值可能引发共建国家货币竞争性贬值的连锁反应。例如，东南亚国家可能被迫调整其货币政策以维持出口竞争力，这种局面将增加整个区域的不确定性，不利于“一带一路”倡议的长期推进。

　　故此，人民币大幅贬值并不是解决中美贸易摩擦的最佳方案。相比之下，中国应通过扩大内需、促进消费、产业升级、市场多元化及国际合作来化解贸易战压力。其中，扩大内需和增加消费是核心重点，因为强大的内需市场不仅能为经济增长提供稳定动力，还能有效缓解对外部市场的依赖。

　　提速扩内需 降外贸依赖

　　内需不足一直是中国经济长期面临的结构性问题。近年来，中国经济增长过度依赖出口和投资，而消费占GDP的比重相对较低。要应对贸易摩擦，中国必须加快调整经济结构，释放内需潜力。一是通过收入分配改革，增加中低收入群体的收入，提升消费能力，形成更广泛的消费基础。二是完善社会保障体系，减少居民储蓄的必要性，激发消费意愿。三是推动从传统“量的消费”向“质的消费”转型，发展高端消费、智能家居和绿色消费。四是发展农村消费市场，改善基础设施、推动农村电商发展，释放农村消费潜力。

　　同时，中国应摆脱以低成本为核心的竞争模式，转向提升产品附加值和技术含量。近年来，中国在高科技产业（如新能源汽车、人工智能、芯片制造等）方面取得突破，但仍需加大研发投入，完善产业链布局。只有通过创新驱动，才能在国际市场中占据更高地位，减少对人民币贬值的依赖。

　　中国也应进一步分散贸易依赖以降低经济风险。中国应考虑更积极拓展“一带一路”共建国家和其他新兴市场，减少对美国市场的单一依赖。例如，东盟国家、非洲及拉美地区正在成为新的增长极，中国可通过强化与这些地区的经贸合作，构建多元化出口格局，从而降低中美贸易摩擦带来的不确定性。

　　在全球化的背景下，中国还应考虑更积极参与多边合作机制，推动国际贸易规则的完善。例如，通过在世界贸易组织（WTO）框架下与其他主要经济体合作，争取更多国家的支持，与更多国家协调立场、形成合力，可以有效维护国际贸易秩序，减少单边主义对全球经济的冲击。

　　人民币贬值不仅无助于缓解美国关税压力，反而可能对中国经济、全球贸易体系，以及“一带一路”共建国家带来深远的负面影响。面对贸易摩擦，中国更应通过扩大内需、促进消费、提升产业竞争力、优化出口市场结构及加强国际合作，走出一条可持续发展的道路。特别是通过内需驱动和“一带一路”倡议的可持续推进，中国可以构建更稳定、更自主的经济增长模式，化解贸易摩擦带来的长期威胁。

　　（作者为海南大学“一带一路”研究院院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