图:产能利用率和通胀的“双低”格局表明,中国经济增长的瓶颈在需求面,而非供给面。
熟悉中国经济的人都知道,“需求不足”是中国经济增长的主要阻力所在。但对许多人来说,需求就是人的欲望。相比有限的生产能力而言,无限的欲望怎么可能不足呢?这个悖论的出现,表明需求不足背后有关键理论问题没有得到回答。
经济中的需求确实与人的欲望有关,但又不只决定于人的欲望。笔者在撰写这篇文章的时候,脑子里正在想着购买一百架飞机。买一百架飞机确实是我的欲望,但我却不拥有购买一百架飞机所需的购买力。因此,笔者的这个欲望只是胡思乱想,没法影响到真实世界的经济活动。对经济活动有影响的需求,是人的欲望与购买力相结合,表现为购买行为的“有效需求”(effective demand)。只有笔者真的拥有购买一百架飞机的购买力,且拿出这购买力来购买,笔者才真正为经济创造了有效需求。
所以,对经济有影响的需求,是购买力与支出欲望相结合所形成的“有效需求”。人的欲望虽然是无限的,但购买力总是有限的,所以经济中的“有效需求”总是有限的,而且还可能比生产能力更小,从而形成“有效需求不足”的状况。当人们在说“需求不足”时,他们说的其实是“有效需求不足”。
对于一个宏观经济体(国家)而言,它的总产出就是其总购买力。因此,一个国家是有足够能力购买其总产出的,但做出购买行为的并不是国家这个抽象主体,而是国家中数量众多的经济主体(居民、企业和政府)。
国家的总购买力要通过收入分配结构,分配到国家中的不同经济主体那里去。如果购买力分配时,出现了购买力和支出欲望的错配──有购买力的经济主体缺乏支出欲望,有支出欲望的经济主体缺乏购买力──购买力与支出欲望结合所成的有效需求就会低于国家的总购买力,从而出现“有效需求不足”的情况。需求不足归根结底是收入分配问题。
收入分配机制须改善
就提升居民福利这个经济发展目标而言,消费是目的,当然是越多越好。而投资却只是以获取投资回报为目的之手段,并非越多越好。投资欲望受投资回报率高低的影响,如果回报率太低,投资者就算手里有购买力,也未必会愿意将其拥有的购买力尽数拿出来做投资。一旦国家中的收入分配出现了问题,让收入(购买力)大量流向投资者而非消费者,投资者又因为投资回报率太低而缺乏投资欲望,那么投资者手中的购买力就不能充分转化成购买行为。如此一来,社会就产生了需求不足的问题。
经济发展的必要条件之一就是:经济中存在有效的收入分配机制,能够实现购买力与支出欲望之间的有效结合,让购买力充分转化为有效需求,从而平衡经济的供给与需求,确保“有效需求不足”不会成为经济发展的障碍。
目前在中国消费与投资的决定中,市场机制发挥的作用还很有限。根据2018年进行的“第四次国民经济普查”统计得到的数据,该年企业部门总资产为914万亿元(人民币,下同)。其中,国企资产规模为475万亿元,占企业部门总资产的比重为52%。国有企业虽名义上归全民所有,但其大部分股权并非直接持有在消费者部门手上。相应地,国企向消费者部门的直接分红很少。当国企向居民和国家转移的收入都有限的时候,国企对消费的直接贡献就会不足。
此外,“一股独大”的民营企业的存在,也会限制市场机制在消费与投资决定中作用的发挥。因为中国的市场经济才发展了四十多年,民营企业中也普遍存在股权高度集中,“一股独大”的情况。在这些股权高度集中的民营企业中,企业决策主要由大股东做出,而跟普通居民没太大关系。当民企大股东追求打造“伟大企业”时,也会降低企业对消费的支持。
国企和民企两方面的因素合起来,就使得中国企业部门向居民部门的收入转移不足。在过去30年里,消费者部门从企业部门得到的年分红不超过GDP的0.5%。事实上,在投资过剩的时候,最有效的投资方式是不投资,而将准备用作投资的收入转向消费。但在企业向居民分红渠道不畅的状况下,缺乏有效手段做到这一点,因而中国长期投资过剩、消费不足。
在消费不足的格局下,很容易产生有效需求不足的局面。投资回报率不断下降的过程中,企业投资意愿终归还是会受影响、多少会降低一些,再加上企业部门不会直接做消费,于是在企业与消费者部门缺乏有效收入转移机制的局面下,企业部门就算投资意愿下降,也难以将其收入转移给居民。这样一来,就形成了如下局面:有收入的经济主体(企业)缺乏支出意愿,而有支出意愿的经济主体(消费者)缺乏收入的错配局面。
劳动力供给依然充裕
论证清楚了中国消费不足的逻辑,现在来分析中国经济发展的长期约束所在。
第一,肯定不能说中国已经进入了“低欲望社会”。现在确实能在社会中找到一些居民支出欲望下降、消费降级的案例。但这应该是在经济增速下行的宏观背景下,收入预期下降产生的结果,很难论证说是居民缺乏欲望的证据。不过,经济下行对社会心理和时代精神会产生的影响,确实值得高度重视。
第二,中国经济发展的约束也主要不在供给面。道理很简单,如果供给面的生产能力是中国经济增长的紧约束所在的话,那么我们应该观察到产能利用率和通胀都处于高位才对。但实际情况是,中国经济增长偏慢的时候(尤其是2022年疫情结束之后),产能利用率和通胀同时都很低。产能利用率和通胀的“双低”格局表明,中国经济增长的瓶颈在需求面,而非供给面。
事实上,并不需要掌握多么深奥的经济学知识,而只需要睁眼看看中国经济的实际状况,就应该知道现阶段发展的主要瓶颈在需求而非供给。市场曾一度流行“人口红利消失”(人口老龄化)导致中国经济增长减速的故事。其逻辑是,中国的老龄化导致劳动年龄人口增速放缓,因而拖累经济增速。如果这个逻辑是对的,那么应该看到普遍存在“招工难”的情况──企业因为找不到足够多的工人,产出因而受限。但现实显然不是这样。2024年年底,中国16至24岁年龄段的人口中,非在校生的失业率接近16%。在此情况下,人口红利消失(劳动年龄人口不够用)导致中国经济增长减速的故事实在难以令人信服。
其实,这么多人罔顾中国经济中遍地可见的需求不足之证据,还坚持要从供给面来讲经济增长减速的故事,根本原因还是他们都被西方主流宏观经济学蒙蔽住了双眼。基于其对市场运行效率的信仰──当代主流西方宏观经济学不相信有效需求不足会长期存在。因此,研究长期增长时,西方主流宏观经济学通常只从供给面切入来讲故事。那些学了一些西方主流宏观经济学,却又不去深究其背后道理的人,自然就容易陷入当前西方主流宏观经济学的增长叙事,有样学样,刻舟求剑。
第三,但也是最重要的一点是,国内有效需求不足才是中国经济发展的长期约束所在。早在1999年,时任国务院总理的朱镕基就曾说过:“现在国民经济的主要问题是生产能力很大,需求不足,供需矛盾变得越来越尖锐,推动消费是一个很大的问题。推动消费,说起来是件好事情,但做起来很不容易。”
近年来,中央政府更是将需求不足列为中国经济面临的主要挑战。可以说,中国的需求不足是长期结构性问题,而非短期周期性问题。这种长期结构性问题要靠对经济结构的重大改革来化解。而在给中国经济开出医治“需求不足”的药方之前,先得把“需求不足”的病根给找准。对症下药,方能药到病除。
(作者为中银国际证券首席经济学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