图:提升生育率的受益者是未来的全社会,因此鼓励生育就应该在全社会层面进行。
中国出生人口占世界比例不到7%,但老年人口占世界比例超过25%。严重少子化会加重人口老龄化程度,工作人口相对于需要抚养的老年人口不断减少,将导致整个社会的养老成本和税收增加,工作人口面临着越来越沉重的税负。
国家统计局周五(17日)公布2024年人口数据如下:年末全国人口14.0828亿人,比上年末减少139万人。全年出生人口954万人,相比上年增加52万人,人口出生率为6.77‰。
按目前的生育率,出生人口将以每代人(三十年)减少一半的速度萎缩。这个趋势对所有行业造成严重负面影响,先是奶粉、儿童用品和讬育服务,然后是教育、食品、服装,再后是房屋、家具、家电、电子消费品、汽车、旅游、娱乐,最后是医疗、养老、殡葬等。上述影响不只是实际需求的萎缩,还有预期需求的下降,导致国内投资意愿低迷。把产能转移到国外利用外循环,短期可以维持投资收益率和企业竞争力,但如果中国本土市场不断萎缩,这些外移的产能很容易被所在国本地化为他国资产。
美国政治经济学家埃伯斯塔特去年5月8日发表在《外交事务》的文章提到,人口锐减将使东亚国家的发展受到极大限制。这些国家将更难实现经济增长、积累投资和财富创造,更难为社会安全网提供资金,也更难动员军队,而且人口减少将使工人更难提高国家的人均产出。
增加养育家庭收入
为了应对老龄化问题,中国在2024年9月出台渐进式延迟法定退休年龄的政策。按照这项新政,从2025年1月1日起,用十五年时间,逐步将男职工的法定退休年龄从原60周岁延迟到63周岁,将女职工的法定退休年龄从原50周岁、55周岁,分别延迟到55周岁、58周岁。延迟退休在一定程度上可以缓解养老金压力,但无法从根本上应对人口老龄化和人口萎缩给经济、社会、科技各个方面造成的负面影响。因此,应对老龄化问题的根本出路在于提高生育率。
中央政府已经认识到长期低生育率的负面影响,并在着力解决这个问题。2024年10月,国务院印发的《关于加快完善生育支持政策体系推动建设生育友好型社会的若干措施》,这份文件将婚嫁、生育、养育、教育等方面综合考虑,形成一系列综合性的生育支持政策,提出了降低生育成本、提高生育率的一揽子切实可行的措施。
低生育率的症结是激励机制错位;为养育付出代价的是家庭和个人,但受益的却是全社会。在工业化之前,小孩长大后可直接给父母带来经济收益。到工业化之后,特别是在社会化养老制度下,年轻人在经济上回报老年人主要是在社会范围,而非家庭内部实现。
提升生育率的受益者是未来的全社会,因此鼓励生育就应该在全社会层面进行,而且需从长计议。可以肯定的是,人对社会的经济价值,整体上是正面的。过去几百年来,人类数量越来越多,但人类社会整体上却越来越富裕,意味着人对社会的贡献,在平均意义上大于其带来的负担。
多次生育意愿调查结果显示,生育、养育成本高,经济负担重,是影响生育意愿的最重要原因。例如,2024年8月初,《四川省情》杂志刊发了绵阳市统计局撰写的《绵阳适龄人口生育意愿调查报告》提到,当调查问及影响生育意愿的原因时,受访者表示“生育养育成本高,经济负担重”的比例最为突出,为86.4%;其次是“生育津贴、假期、就业保障落实不到位”,为40.4%;表示“无人帮助带孩子”的排第三位,为37.1%。
解决低生育率问题的关键,是让养育成为有收入的工作,并确保养育家庭获得的收入是稳定和可预期的。近几年,许多地方政府陆续推出生育补贴政策,但力度太小而且有的措施难以奏效。地方政府鼓励生育也没有动机更缺乏财力,因为小孩长大需要二十年,而且届时可能去赴外地做贡献。
设立人口发展基金
鉴于上述原因,笔者建议在国家层面成立高级别机构、专门协调各方面的生育支持工作。人口是一个国家最基础性的要素,也是所有公共部门和公共政策赖以存在的前提。有效提升生育率要求整个社会在思想观念、法律制度、机构组织、激励机制和硬件设施等各个方面进行结构性改变,需要各个方面的共同努力。
在笔者看来,提升生育率的关键是设立国家层面的“人口发展基金”,系统性和常态性地向全国养育家庭发放养育金。我们使用“养育金”,而非“生育补贴”来表示发放金额,以强调该项收入对养育家庭的意义是基础性,而非辅助性的。
需要强调的是,由人口基金向养育家庭发放养育金的目标,不是短期的经济激励,而是人口和经济的长期可持续发展,整个人口基金应该以国家的长远经济增长为目标进行单独核算,而不应该与其他财政和货币政策项目争夺资金。
国家级的人口基金应该由国家统一管理并直接向养育家庭发放,而有条件的地方也可以设立地方性基金做额外的补充和加码。发放金额可以从零开始逐步提升,直到生育率恢复到更替水平,远期目标应该是把逐步预期人口从2023年的2.55亿逐步提升并稳定在10至15亿的水平,以确保中华民族拥有能够取得并维持在全球的主导地位的人口基数。
根据其他国家的经验,要真正缓解低生育率问题,支持生育的投入至少要达到国内生产总值(GDP)的3%以上。为此,笔者建议:每个一孩每月补贴1000元(人民币,下同),给每个二孩每月补贴2000元,加上社保和所得税减半,给每个三孩及以上的孩子每月补贴3000元,加上社保和所得税全免,同时还需考虑到不同地区和不同收入人群之间的差异。当前中国经济的投资和消费需求低迷,几万亿元发给了家庭也同时提升了消费,孩子的相关消费可以带动房地产,耐用消费品等相关产业。
此外,缩短工作时间,推广灵活办公模式,也有利于提高生育率。根据国际劳工组织的最新数据,中国就业人员平均工作时间不仅远高于发达国家,也显著高于同等发展水平的国家,仅低于南亚和部分中东国家。鉴于目前的发展情况,笔者认为有必要严格执行国务院规定的每周40小时工作制。长远来说,随着人工智能的发展,劳动生产率会进一步提升,人们根本不需要工作这么长时间,因此可以把工作时间进一步缩短,从每周五天工作制缩短到四天工作制。
与中国同属东亚国家的韩国,2023年生育率只有0.72,全球最低。为了鼓励生育,韩国保健福祉部2024年1月11日宣布,大幅提高对两岁以下婴幼儿父母的补贴。按照新政策,家中有1岁以下婴儿的父母每月可以获得100万韩圜补贴(约合5000元人民币);抚育1至2岁幼儿的父母,每月可得到50万韩圜补贴。韩国政府部门2025年1月3日发布的数据显示,2024年新生儿人数为24.2万,比前一年增长3.1%,九年来首次正增长。此外,韩国结婚数据大幅增加,预示2025年韩国出生人口还有可能继续增长。
数据显示,湖北省天门市2024年出生人口同比增幅达17%。这个增幅比全国的6%要高出不少,大致相当于生育率提升0.1。与其他地区鼓励政策相比,天门补贴生育的力度更大。叠加各类补贴(包括一次性生育奖励、育儿补贴、购房奖补等),天门对每个二孩发放9.63万元,三孩发放16.51万元。
警惕人口萎缩自我强化
上述案例也印证了发钱补贴生育确实是有效果的。当然,即使天门这个力度离生育率恢复到可持续的更替水平还非常遥远。也就是说要提升生育率,生育补贴需要不断加码,一直到达到社会机制乃至观念全面逆转才可持续。
总之,要确保中华民族的延续,将生育率恢复到更替水平是迟早必须要做的,而且越早越好。这不仅是因为何时实现这一目标对未来的影响有着天壤之别,更是因为人口萎缩具有自我强化的惯性,越到后面逆转的难度越大。
(作者为携程集团执行董事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