图：充分利用河套合作区位于粤港边境地带的特殊地理位置，结合深圳作为中国硅谷、科技高地的优势，及香港作为国际流通枢纽的地位，吸纳两地的制度优势，成为特区中的特区。

　　从国家主席习近平提出“‘一国两制’实践进入了新阶段”的重要论断，到中央港澳工作办公室主任、国务院港澳事务办公室主任夏宝龙南下调研，传递出一个清晰的信息，那就是中央政府高度支持港澳探索“一国两制”在新阶段的新发展路向，并对大湾区加强互惠合作和联动发展寄予厚望。

　　去年澳门回归祖国二十五周年，习近平主席在庆祝大会上发表重要讲话，明确指出：“实现香港、澳门更好发展，为强国建设、民族复兴作出更大贡献，是新时代‘一国两制’实践的重要使命。”习近平主席更提出了“‘一国两制’实践进入了新阶段”的重要论断，并指出“‘澳门＋横琴’正在成为丰富‘一国两制’实践的新示范、推动粤港澳大湾区建设的新高地、实现国家高水平对外开放的新平台”。这些重要论述，体现了中央对港澳“一国两制”实践的殷切期盼，为香港参与大湾区的建设指明了方向。

　　今年年初，夏宝龙主任在专题研讨会上对习近平主席的重要讲话作出进一步阐释，希望香港主动识变、应变、求变，更好发挥“一国两制”制度优势，打开发展的新天地。而蛇年伊始，夏主任旋即南下，考察横琴、前海、河套等大湾区重点合作平台，调研各区的规划建设与产业发展。

　　扩大“有限融通”实行范围

　　港澳应如何回应国家的殷切期望？笔者认为，“一国两制”实践进入了新阶段，大湾区未来应努力探索，以“有限融通”的方式来突破大湾区内部“硬边界”的限制，在风险可控的前提下推动要素的跨境流动。

　　粤港两地分属不同的经济体和关税区，中间存在分隔两地的“硬边界”。在大湾区内部，人、货、信息、资金等要素不能自由跨境流通，面对关税区边境及制度的阻隔；对外，香港是自由港和全球最自由的经济体，而内地相对而言是管制型的经济体，两地的对外关税水平、资金流通制度、投资开放程度、对外经济政策亦有实质的区别，维持各自不同的边境管制。只要“一国两制”存在，这个边界就不会消失──这是大湾区经济融合面对的客观现实。

　　不过，“硬边界”的存在，并不能阻隔粤港澳三地之间在多方面的融合发展。要作出突破，笔者认为比较务实、风险可控的模式，是通过“封闭管道”实现“有限融通”，让要素在局部小范围内实现闭环的跨境流动。

　　何谓“有限融通”？即是在局部可控的范围内，实现资金、数据、信息等要素的跨境流动。举例，目前香港与内地金融市场之间的金融“互联互通”机制，包括股票通、债券通、QDII（合资格境内机构投资者）、QFII等（合资格境外机构投资者），让资本在封闭管道内进行跨境流通，形成闭环，不能流出到环外，这就是“有限融通”的典型案例。香港高铁实施“一地两检”，在香港站的有限地域范围内实施内地法律，同样是“有限融通”。

　　又如，“东莞─香港国际机场物流园”让内地货物在东莞园区内安检和清关，在封闭式监管下经水路直达香港机场，直接空运往世界各地，也是“有限融通”的模式；而这一模式目前从货物扩大到旅客联运，香港国际机场与珠海机场之间通过封闭管道实现“经珠港飞”，也是“有限融通”模式的应用。这种模式虽然比较碎片化、小规模，但是风险可控、可进可退，先对大湾区内的交往作出局部的、逐渐的改善，未来随着国家整体开放水平的提升，再将封闭管道内的有限融通向外扩展。

　　未来，大湾区要实现深度“融合”，不妨大力探索其他领域的“有限融通”。比如，“港澳药械通”一方面可在内地进一步扩大，另一方面可否探索内地药械来港注册，继而走向世界的反向“港澳药械通”？高铁“一地两检”可否探索走向机场、航运码头、直升飞机，以及未来跨境的低空经济领域？适逢内地与香港金融市场“互联互通”机制实施十周年，未来如何深化互联互通机制，在深度和广度上进一步拓宽，进一步便利粤港之间的资金流动、金融开放？数字经济时代，如何利用“有限融通”模式，推动大湾区内部的数据跨境流通？大湾区标准如何扩大到新的领域，如职业安全标准、食品标准、药品标准、专业标准等？──这些都是摆在我们面前的重要课题。

　　早前，笔者到广东省发改委大湾区办公室进行交流，分享了推进大湾区“有限融通”的一系列思路，当中“大湾区共同渔农业保险池”的概念得到广东省迅速回应。香港本地渔农业规模非常有限，对GDP的贡献不足0.1%，从业员占总就业人口不足0.5%，但提供了本地99%的活家禽、33%的海鱼、8%的活猪、4%的淡水鱼、2%的新鲜蔬菜，对本地社会有重要贡献。

　　世界大多数地方均有渔农业保险制度作为集体风险管理工具，但香港渔农业规模严重不足，本地市场缺乏商业上可行的保险计划。一旦香港出现台风、暴雨，渔农业遭受破坏，从业者只能依赖政府微薄的“紧急救援基金”。我提出，香港能否加入广东省的渔农业保险计划，形成“大湾区共同渔农业保险池”？此举能解决香港本地产业规模不足的问题，亦增大广东省保险池，降低成本。对于这一建议，广东省迅速给予积极回应，我已将广东有关部门的回应交给了香港渔农自然护理署跟进。

　　夏宝龙主任此次调研，亦聚焦河套合作区的规划发展、河套区科研人员跨境通行便利安排、北部都会区和河套香港园区规划建设及产业招商等问题，并与特区政府官员深入交流了香港在新形势下，进一步识变应变求变，加快改革创新，进一步加强粤港合作、更好融入大湾区等课题。

　　笔者自己有一个“大河套”的概念，就是把河套向东、向西及周边地区延伸，成为一个大河套区，充分利用该区位于粤港边境地带的特殊地理位置，结合深圳作为中国硅谷、科技高地的优势，及香港作为国际流通枢纽的地位，吸纳两地的制度优势，成为特区中的特区，吸引来自全球的、需要用到两地共同优势的产业落户，协助内地城市对接国际、向外发展，亦促进香港创科发展和产业多元化。

　　比如，世界进入数字经济时代，而香港与大湾区内地城市之间的数据难以跨境融合。在个人层面，银行信贷数据、医疗纪录等无法跨境流动，阻碍居民的跨境生活；在企业层面，营运数据不能跨境，香港与内地的业务只能分割成两盘不同的生意，难以整合。香港要成为“国际数据港”，应积极探索在符合国家安全规定、符合隐私保护的前提下，将内地数据“接过河”，与来自全球的数据交汇、演算和交易。

　　2023年6月，创科局与国家网信办宣布了双方推动数据跨境流动的意向；同年12月，粤港亦共同发布了个人信息跨境流通的实现方式和有关规范。但有关安排进展一般，至今未见大的突破。

　　吁在河套建立“数字特区”

　　有见及此，笔者建议将“大河套”设定为“数据特区”，让两地的商业和科研数据可以流入该区，但不可以流出区外（许进不许出）；受两地政府许可的企业、大学、机构、个人等，可以进入特区内，对数据进行计算、分析、挖掘、转换、应用；数据处理之后的结果可以带出区域，但原始数据必须留在区内。

　　这一“数据特区”的制度安排，可配合未来专为河套设立的“一线高度便利出入境”特殊通关模式（经批准的科研和经营人员、物品及生物样本、信息等可以高度便利地进入河套），进一步发挥河套“特特区”的作用，大幅降低商业和科研数据跨境流动的合规成本，推动大湾区数据融合和协同发展，扩阔两地商业及科研数据的应用场景，刺激学术创新和产业发展，亦可惠及民生、提升大湾区公共治理的效益，推动大湾区的融合发展。

　　习近平主席在视察澳门中特别强调：“要不断加强基础设施‘硬联通’、规则机制‘软联通’。”香港特区政府现正全力推进河套区的平台建设和北部都会区的发展，但如何在国家发展的大局之下，将大湾区的软硬联通做到实处，既风险可控，又真正突破旧有障碍，是我们必须思考的问题。

　　“融入大湾区”，不是让香港放弃自身特殊性，而是让香港保持与内地城市的不同，在百年未有之大变局下，从国家的战略需求出发，为国家贡献不一样的价值，打开“一国两制”高质量发展的新局面。

（作者为香港立法会议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