图：过去经济下行时，通过加大投资推动经济增长，如今则需要将同样的力度和资金投入转向消费领域。

　　中国目前正处于跨越高收入国家门槛的关键时期，力争名义增速高于实际增速，具有重要意义。相对发达国家，中国消费不足问题较为突出，接下来应像过去重视投资那样重视消费，将同样的力度和资金投入转向消费领域。

　　今年《政府工作报告》提出了5%左右的经济增长目标，“这是一个迎难而上，奋发有为的”鲜明特色和政策导向。实现该目标虽存在一定难度，但意义重大，因为增速问题对中国当前至关重要。

　　2021年中国已非常接近高收入国家门槛，仅差一两百美元，但四年过去仍未跨越，差距甚至略有拉大。原因主要有三点：（1）疫情冲击使实际增速受到影响，但从国际比较来看，近两年中国实际增速并不低；（2）价格低迷甚至出现“通缩”，导致名义增速低于实际增速；（3）人民币对美元汇率贬值。

　　世界银行对高收入国家门槛的划分标准处于动态调整之中。近年来，按照人均现价美元计算，该门槛以每年约4%的速度增长。换言之，若中国人均收入按现价美元计算的年增长率不足4%，则难以跨越该门槛。尽管如此，我们对跨越高收入国家门槛仍充满信心。

　　近期部分业界观点将中国当前情况与日本20世纪90年代初相比较，但二者处于不同的增长阶段。与日本相比，尽管房地产泡沫破裂对日本经济造成了较大冲击，但日本在90年代初人均收入已超过3万美元，不仅属于发达经济体，且人均收入水平超过美国。同时，日本城乡差距较小，已实现城乡融合发展，其社会保障体系和福利体系也较为完善。而中国目前尚未跨越高收入国家门槛。

　　因此在当前阶段，中国应特别关注经济增长速度。过去曾强调要避免过高的增长速度，是因为当时中国经济具有较高的增长潜力。如今应特别强调经济增长速度不能过低，未来五年的目标应定为5%，而4%应作为底线是不能破的。

　　在本次《政府工作报告》中，消费问题被置于重要位置，明确提出要大力提振消费，并将其列为各项工作的首要任务。目前，中国消费不足的现象突出，尤其是和经济合作与发展组织（OECD）国家平均水平相比，消费占国内生产总值（GDP）的比重存在20个百分点的差距。

　　收窄城乡收入差距

　　中国消费占GDP比重存在结构性偏差，背后原因可归结为多方面因素。首先，中国长期以来存在重投资、轻消费的体制机制与政策倾向。其次，基本公共服务存在两方面问题：一是总体水平偏低，二是内部差距较大。

　　近期农村人口养老金问题受到较多关注，目前城镇机关事业单位退休人员月均养老金约为6000元（人民币，下同），城镇退休职工约为3000元；而城乡居民养老保险参保者中95%为农村居民，其月养老金仅为220元，与前两者相比存在10至15倍的差距。这一现象表明，尽管近年来在基本公共服务领域已做了大量工作，但在养老保障等部分领域仍存在突出的城乡差距问题。

　　当前，中国消费不足的问题主要体现在服务消费领域，商品消费已基本达到饱和状态。服务消费与城市化水平密切相关，例如医疗、教育、社保、文化、娱乐等服务性消费在传统农村或发展水平较低的县城中难以有效开展，即便居民有消费意愿，也因缺乏相应的服务供给或成本过高而无法实现。因此，城市化水平的提升对服务消费的拓展至关重要。

　　近年来，中国人口向城市，尤其是向大城市和一线城市流动的趋势明显，一个重要原因在于城市体系能够提供高质量的服务消费环境。与历史上和中国处于相同发展阶段的OECD国家相比，这些国家城市化率普遍在70%以上，部分国家甚至超过80%。中国目前常住人口城市化率的最新数据约为67%，但户籍人口城市化率仅为48%至49%，尚未达到一半。

　　加快向消费驱动转型

　　另一个原因也值得关注。根据中国社会科学院发布的《中国国家资产负债表》，2022年中国全社会淨资产约为756万亿元，其中政府部门持有的资产约为291万亿元，占比约38%。在国有部门中，国有企业股权约占政府财富的一半。相比之下，OECD国家的这一比重不超过10%。

　　由于中国政府部门占有较高比重的财富，这在工业化和投资驱动阶段具有优势，因为政府部门资产的收益主要用于储蓄和投资，而非消费，在一定程度上导致中国消费率偏低。当前的一个重要问题是：政府所占财富及国有资本的收益应如何分配？过去，这些收益主要用于投资，未来则需要更多地向消费领域倾斜，实现从投资驱动向消费驱动的转型。

　　经济增长可以从两个维度分析，一是经济增长的高度，二是经济增长的宽度。经济增长的高度主要体现在通过创新、对外开放和改革等手段提升经济增长效率，推动经济增长空间向上拓展。经济增长的宽度则指全体社会成员在多大程度上能够对现有生产能力产生有效需求。消费不足问题在很大程度上与收入差距较大有关，本质上属于经济增长宽度不足的表现。

　　眼下中国在创新领域呈现出一些新气象，令人鼓舞。例如，DeepSeek和人形机器人等新兴技术的出现，展现了巨大的发展潜力，值得肯定并应予以重点发展。但这些创新成果主要体现经济增长的高度。以人工智能和人形机器人为例，其发展可能替代部分现有工作岗位，导致部分人员失业，进而收入减少，有可能使经济增长宽度的问题进一步凸显。

　　有观点指出，中国消费占GDP比重较低的情况并非近期才出现，至少在过去二、三十年间一直存在，但过去中国经济仍保持较高的增长速度。对此，可从“终端需求”的概念进行解释。在GDP构成中，扣除生产性投资后，消费与非生产性投资（主要包括房地产和基建）之和即为终端需求。过去多年，房地产和基建发展迅速，但目前这二者的增长势头回落，特别是房地产大幅回落，消费占GDP比重结构性偏差的短板便凸显出来。

　　中国经济现时面临诸多问题，包括价格低迷、名义增长与实际增长的差距、负债过高及产能过剩等，这些问题的根源都指向终端需求不足。如果对消费占GDP比重偏低这一结构性偏差问题不加以重视和解决，终端需求难以提升，扩大内需和经济增长速度都将面临严峻挑战。

　　扩大消费和重视民生问题的内涵可能需要重新调整，这不仅涉及道义或对低收入阶层的同情，更重要和紧迫的是一个经济增长速度问题。如果忽视这一问题，且不进行重大调整，那么消费占GDP比重偏低的结构性偏差将难以解决。过去经济下行时，通过加大投资推动经济增长，如今则需要将同样的力度和资金投入转向消费领域。如果这一转变不能实现，内需不足的问题将难以得到改善。

　　全力加强社会保障

　　下一步应将中国消费水平的结构性偏差调整至正常水平。为补足消费结构性偏差的缺口并稳定扩大内需，需开展多方面工作，包括加快推进城市化进程，逐步缩小收入差距，其中社会保障问题尤为重要。社会保障涵盖内容广泛，以养老金为例，中国目前有10.7亿人参加养老保险，其中5.5亿人参加城乡居民基本养老保险，约占全国人口的一半以上，有1.7亿人每月领取220元养老金，年支出约5000亿元。

　　未来充实社保的具体措施包括：一是从现有刺激政策资金中划出一部分，例如5000亿元，注入城乡居民基本养老保险基金用于支出，从而使1.7亿人的养老金从220元提升至400元，大体上翻一番。二是近期讨论较多的国有资本较大规模划转至养老基金，重点是城乡居民基本养老保险基金。三是在城市中、特别是在农民工广泛就业的领域，需逐步完善社保尤其是养老缴费机制。

　　经测算，农村居民作为中国收入水平最低的群体，其消费倾向较高。例如，若向其提供1万亿元资金，其消费倾向约为0.8，即他们将拿出8000亿元用于直接消费。从学术角度研究消费乘数效应，大致为1.5，由此可拉动GDP增长约1.2万亿元。这将为年度经济增长提供近1个百分点的支持，在刺激政策各项资金支出对增速的拉动力度上是靠前的，对稳定经济增长具有重要意义。

　　（作者为中国发展研究基金会副理事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