美国总统特朗普上周签署行政命令，要求在美国营销的药厂依照“最惠国政策”下调药价，即美国人支付的药价必须与“其他发达国家”的最低价对齐，其目标是在30日限期内，大削美国处方药价59%至90%。虽然美国製药业明确反对这项行政命令，并可能提出法律挑战，但中长期来看，药价下调恐怕是势在必行。

　　美国是全球最大的处方药买家，但所支付的药价也是最高，往往是其他发达国家的几倍。另据美国国家卫生健康费用（NHE）数据，2022年美国医疗总费用4.46万亿美元，占GDP（国内生产总值）比例高达17.3%，其中政府是最大的单一出资方，针对低收入家庭的联邦医疗保险Medicare和Medicaid占全美药品开支的比例约57%，而商业保险和个人自费占比为43%。

　　早于2020年，特朗普就签署过相同的命令，目标是通过降低药价，以削减联邦开支，但最终因程序问题遭法院否决。上任总统拜登则引入“通胀削减法案”（IRA），通过允许Medicare直接与药企谈判药价，试图迫药厂降价。2024年，首批10种高价药谈判价格平均降幅63%；但以默沙东的降糖药西格列汀（Januvia）为例，即便在降价后，依然比其他类似国家高出289%。

　　特朗普这次签署的行政命令覆盖范围更广，不仅针对Medicare，还扩展至Medicaid和私人保险覆盖的药物。如果药厂未能在限期内实现降价目标，政府将通过制定规则使药品价格降至国际水平，并考虑采取一系列其他措施，包括从其他发达国家进口药品和实施出口限制。特朗普的命令还指示政府考虑推动直接面向消费者的采购计划，减少中间商，促进药品以最惠国价格直接出售给美国人。

　　对于全球製药巨头而言，该项政策颠覆了现行药价体系，可能需要重新评估定价策略及在不同国家之间的利润分配方式，甚至在全球范围内调整价格或寻找新的收入来源。近年来积极在美国开展业务或与美国公司有业务往来的中国製药企业，亦难免会受到波及，尤其是创新药企。

　　根据製药企业的估算，美国若全面实施最惠国政策定价，未来10年行业将面对超过1万亿美元的损失。从市场结构看，仿制药约占美国处方药市场的90%，但仅贡献20%左右的销售额；而仅占10%处方量的创新药，贡献了约80%的销售额。因为美国是唯一实行创新药自主定价的大国，政府不直接干预定价，其高额回报吸引着全球药企的研发投入和首发上市选择，促使美国成为全球最大的创新药市场。

　　特朗普政府尚未明确必需降价的药品类别，但在第一任期内，他曾尝试实施类似举措，涵盖部分癌症药物和联邦医保中的高价药物。白宫官员则表明，具降糖减肥效果的GLP-1类药物有望被纳入其中，而这是近年最成功的创新药之一。美国製药研究与制造商协会（PhRMA）指出，最惠国定价政策势必削弱行业的创新能力，还可能迫使製药公司退出为低收入人群提供保险的计划。

　　新药研发趋向保守

　　长期以来，美国高药价为全球生物科技公司提供强劲的投资回报，是全球新药研发的重要驱动力。若未来美国市场利润回报大幅下降，导致新药研发的资金减少，或导致药企资金分配更加保守，削减需要长时期研发、风险较高或患者较少的药物，转而开发更具成本效益、定价友好的药物。

　　目前虽然只有少数中国创新药公司的产品获批在美国上市，但对于一些公司营收的贡献巨大，比如百济神州的泽布替尼，今年一季在美国的销售额就达到40.41亿元人民币，占公司收入比重达到50.2%。更重要的是，美国作为中国创新药企业出海的“估值锚”，管线估值模型需要重构，将对中国生物医药企业向美国市场的出海策略带来深远影响。

　　中国生物医药企业近年来频繁通过不同形式的对美授权或资产并购模式，将创新药物交由美国合作方进行后续临床开发、生产与商业化。若美国药价被锚定为“全球最低价”，已进行和潜在的授权交易或需重新谈判交易条款，例如下调首付款、里程碑付款金额或降低销售分成比例，这将显著压缩中国企业从授权交易中所能获得的收入。

　　当然，今次行业挑战也有可能出现机遇。例如美国药企为了降低成本，反而加强与中国供应商的合作。中国企业在生物类似药开发与规模化生产方面具备优势，若美国本土及跨国企业面临原研药利润下滑的困境，转向引入中国的低成本替代品，这对中国的仿制药、原料药企业可能是一个机会。

　　特朗普再次上任以来，一连串的行动正严重干扰美国生物科技及研究领域，也影响到了投资环境，药企未来投资纯美国开发的药物资产变得非常困难。面对政策不确定性，中国生物医药企业有必要减少对美依赖，更注重本土可持续的创新发展，并致力拓展美国以外市场的出海路径。

　　（作者为创业投资者联盟召集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