图：港珠澳大桥是一座承载区域融合、制度协同、经济一体化的重要桥梁。

　　我们不能仅从“桥”的角度看待“港珠澳大桥”，更应跳出交通工具的思维定势，从区域协同、产业融合、人才交流、文化沟通等多维度去思考如何更好利用港珠澳大桥，赋予更深层次的发展内涵与战略价值，使其真正成为连接三地的“融合之桥”、“创新之桥”、“未来之桥”。

　　作为世界最长的跨海大桥，港珠澳大桥自2018年通车以来，一直是粤港澳大湾区建设的重要战略工程。随着“粤车南下”计划预计于今年底实施，粤港两地车辆将更加便捷地往来于港珠澳三地之间，大桥的交通功能将进一步释放。

　　组建三地科研联盟

　　正确理解港珠澳大桥的价值，需要思考如何通过这座桥撬动更广泛的社会融合、经济互动与制度协同。正如连接丹麦哥本哈根与瑞典马尔默的厄勒海峡大桥所带来的“厄勒地区”奇迹一样，港珠澳大桥也有潜力成为粤港澳三地深度融合的催化器。

　　厄勒海峡大桥的建成促使丹麦与瑞典高校、科研机构、企业之间形成跨国合作网络，不仅推动了本地创新能力的提升，也吸引了大量欧洲高科技产业投资，并将该地区打造为北欧的科研与创新高地。同样地，港珠澳三地拥有世界级的高等教育和科研资源，有望构建一个科研实力远超“厄勒地区”的联合体。如果能够借助港珠澳大桥这一连接纽带，建立起三地的科研联盟，打造属于南中国的“厄勒地区”，无疑将有助于中国科技创新体系的国际化发展，同时也使港澳在国家发展大局中找到新的角色和定位。

　　港珠澳大桥不仅是连接珠三角西部与港澳地区的重要通道，更是在粤港澳大湾区战略中的关键一环。它的存在，使得大湾区“9+2”城市群之间的联系更加紧密，为区域产业协作、人才流动、资本流转提供了实实在在的基础设施保障。

　　港珠澳大桥在以下几个方面的贡献值得关注：

　　一，港珠澳三地具备构建科研联盟的坚实基础。香港的高等教育与科研实力世界领先，澳门在中医药、旅游管理等行业也有其特色，而珠海则拥有充沛的土地资源和日益完善的产业配套。通过港珠澳大桥搭建合作通道，三地可联合开展科研项目、共建实验室、共享科研成果，实现资源互补与协同创新。

　　例如，可以在港珠澳交界区域设立联合科研园区，集中布局人工智能、生物科技、新材料、新能源等战略性新兴产业，配套国际化的生活与工作环境，吸引全球科研人才和创新企业入驻。通过政策引导和制度创新，使三地科研人员在资金、居住、交通、税收等方面享有便利和优惠，逐步形成类似“厄勒地区”的协同创新生态。

　　打造湾区港口枢纽

　　二，港珠澳大桥的通车不仅拉近了地理距离，也为三地民众的心理融合和生活融合创造了条件。借鉴“厄勒公民”的成功经验，港珠澳可以探索建立类似的“粤港澳公民”概念，通过制度设计和公共政策引导，推动民众在就业、教育、医疗、养老等方面的融合与共享。

　　例如，珠海可为港澳居民提供更高性价比的生活资源，吸引他们在珠海安家置业、子女就学、创业就业。而香港和澳门也可以向广东企业、民众开放更多的政策。通过这种渐进式融合，逐步形成一个具有共同认同、共享资源的“粤港澳共同体”。

　　从金融发展的角度看，广东、尤其是珠海与香港之间的金融互补也值得深入挖掘。香港作为国际金融中心，优势在于股票、外汇和衍生品市场；而珠海则可以发展长期投资为主的基金管理业务，吸引希望远离市场波动、聚焦稳定回报的金融机构。通过分工协作，珠海和香港可以共同打造一个更为稳健、多元的金融体系。

　　三，打造港口联盟，提升港珠澳航运竞争力和国际话语权。港珠澳三地均拥有优质的港口和航空枢纽资源，包括香港葵涌码头、澳门港、珠海高栏港，以及三地机场。若能借助港珠澳大桥实现高效联动，将极大提升区域物流效率与综合竞争力。三地可以探索整合港口资源、统一调度运营、分工协作，组建“港珠澳港口航运联盟”，提升整体航运服务水平与国际竞争力。

　　上述合作模式不仅有助于降低运营成本，还能增强港珠澳在国际航运组织中的话语权，甚至参与到全球航运规则的制定中，提升中国在全球航运体系中的影响力。

　　这一设想并非空谈，其现实蓝本便是北欧的哥本哈根─马尔默港口（CMP）。CMP由丹麦和瑞典两国跨境合作建立，是世界首个由两个国家共同运营的港口公司。自2001年成立以来，CMP通过资源整合和统一管理，简化船运公司的谈判流程，提升了港口运营效率。同时，两个原本分属不同国家的港口实现了航线共享、货物调配、信息互通，不仅减少了空箱率，还提高了货物流通效率。此外，CMP还积极发展邮轮经济、高端汽车运输、冷链物流等多元化服务，吸引大量国际企业投资，逐步成长为北欧的航运和物流中心。

　　成立智库汇集中心

　　CMP的成功还得益于两国政府在政策和法律上的支持，以及区域协同机制的推动。政府提供制度保障，企业与社会力量积极参与，使港口发展与城市功能、产业布局实现深度融合，成为“港产城”一体化发展的典范。港珠澳若能借鉴CMP经验，构建更紧密的港口合作机制，借助大桥这一纽带，在制度对接、资源整合和产业协同等方面迈出实质性步伐，将有望打造一个面向未来、具全球影响力的国际航运新枢纽，成为大湾区建设的重要支柱。

　　四，打造世界思想之都与智库汇集中心。港珠澳大桥还可以助力三地打造全球思想交流与知识分享高地。借鉴美国阿斯彭思想节、瑞士达沃斯论坛、海南博鳌论坛等国际思想盛会的经验，港珠澳地区完全可以依托桥梁的便利，设立一个常设的国际思想节或智库论坛，定期邀请全球政商学界精英，共同探讨全球性议题与区域发展策略。

　　也可考虑借鉴日本东京湾区的经验，港珠澳三地在推动融合发展过程中，应同步建立“由上而下”的政策协同机制与“由下而上”的智库支撑系统，实现政策连续性与区域治理的可持续性。在东京湾区，包括东京都、神奈川县、千叶县和埼玉县等多个城市群体，在行政上虽属不同辖区，但通过有效的区域连接机制，实现了湾区内多城市在交通、产业、环境与城市规划等方面的高度一体化。

　　其中，日本“首都圈整备法”（1956年）和“首都圈广域规划”是典型的由政府主导的顶层设计，为东京湾区的基础设施建设和功能分区提供制度保障。而在这一过程中，多个代表性智库如“日本国土交通政策研究所”、“三菱综合研究所”及“日本政策投资银行研究所”等长期参与政策研究与区域发展规划，确保政策设计与执行具有专业性和连续性。例如，三菱综合研究所主导的“东京湾岸未来战略”项目，聚焦东京都与横滨市协同发展，提出智慧城市、低碳交通、港口协同等战略方向，成为多个地方政府施政蓝图的重要参考。

　　东京湾区智库的作用不仅体现在政策制定阶段，更贯穿于后续评估、调整与推广过程。这些机构凭借多年积累的数据、研究和政策建议，使得东京湾区即使在地方政府领导频繁更替的背景下，仍能保持战略方向一致、发展节奏稳定。

　　港珠澳三地制度各异、文化多元、发展阶段不同，更需借助类似机制。若能进一步推动现有的智库联盟继续快速发展，更多吸纳三地高校、研究机构和政策研究人员，建立常态化的研究与决策支持体系，不仅可以提升三地融合的科学性和前瞻性，还可为粤港澳大湾区区域协调机制的制度化提供宝贵经验和范式参考。

　　港珠澳大桥不仅是一项世界级的工程奇迹，更是一座承载区域融合、制度协同、经济一体化的重要桥梁。未来，我们有必要重新审视港珠澳大桥的战略价值，尤其是在世界经济格局持续演变、区域合作日益紧密的今天，港珠澳大桥的战略意义不再止于“通行”，而在于“通融”、“通达”与“通变”。唯有如此，才能让这座桥成为真正意义上的“未来之桥”，引领粤港澳大湾区走向更加开放、融合、繁荣的明天。

　　（作者为海南大学“一带一路”研究院院长、丝路智谷研究院院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