日内瓦中美经贸会谈结果出乎意料。会谈后外贸爆仓成为焦点，美国客户焦急，外贸商订单不断。

　　此次中美达成暂时协定，贸易战按下暂停键，但未来充满不确定性。美国一开始漫天要价，导致贸易禁运脱钩。现在虽关税降低，但中美贸易非对称，中国出口多顺差大，美国出口少。实际美国对中国产品仍加征超50%关税，中国对美仅30%多，相差20个百分点。生意虽能做，但影响非对称。美国货架空荡，面临通胀压力；中国沿海城市出口订单受影响。双方都有现实需求缓和关系，贸易战无赢家。短期抢订单火爆，但未来不确定，需走一步看一步。

　　目前保留的50%多关税，加征关税成本不可能全由出口厂商承担，进口商、美国买家、消费者都要分担，但具体分担比例需博弈。若出口厂商生存困难，生意就难以为继。特朗普期望通过关税增加税收，但实际能否收到、进口商能否消化、消费者能否承担都是问题。对中国出口厂商而言，当前是视窗期，要么转型，要么找新市场，如出口转内销或通过协力厂商转口，但原产地规则严格，调整很难。未来需通过谈判进一步降低关税，如美国能降低20个百分点，各方或许都能活下去。美国期望中国多买其商品，但前期中国已在别处下单，例如大豆、牛羊肉，后续大幅增加进口美国商品有难度。美国可卖的商品有限，如石油天然气、波音飞机，且对中国想买的高科技产品设置人为障碍。贸易不平衡是双方问题，仅靠加征关税可能中断正常贸易。美国还期望中国扩大服务业开放，放松稀土等出口管制。可通过谈判在非敏感领域投资建厂，如美国减企业所得税吸引全球资本，中国也可考虑在美国投资。投资再平衡可辅助纠正贸易不平衡，但一切还在谈，未来不确定。目前企业应抓住视窗期调整结构、转产。

　　特朗普曾希望制造业回流，以带动就业。中国卖给美国的多是附加值高的电子产品、智慧化产品等，美国进口的多是中国组装的零部件，核心晶片等技术仍依赖美国。中国从美国进口的多是农副产品等低端产品，进口结构扭曲不平衡。美国日常传统家用消费品依赖中国，若从中国买不到，需找替代商家，如越南、马来西亚、印尼、印度等，但存在用户成本和产业链配套服务问题，中国有优势。短期内调整冲击双方都较大，需时间适应。

　　扩大内需 减少对美依赖

　　今年1至4月机电产品出口增长9.5%，占出口总额60%，资料亮眼。机电产品占出口比重60%是历史形成的供应链分工体系。前4个月增长有抢订单因素，4月后增长可能下降，休战后可能有波动，企业仍在调整。未来企业需寻找生存之道，承受关税成本，与各方合理博弈。若此路不通，需另谋出路。谈判工作组已开始，双方还在出牌，需让一步开放一点，把合作蛋糕做大，降低贸易不平衡。2024年中国向美国出口货值5200亿美元，顺差3600亿美元，特朗普认为吃亏，但这是中国优势。需用别的方式降低数位，如多进口美国石油天然气等，对冲部分通胀压力。对于中国而言，作为工业和制造业大国，石油价格下降有助于降低生产成本，从而带来一定益处。然而，中国外贸依存度较高，短期内难以降低，外部需求订单的不确定性仍对经济产生较大影响。从中期来看，未来三五年是“十五五”规划的开局之年，中国需要逐步降低目前30%以上的外贸依存度。为此，应采取扩大内需和降低对外依存度的双管齐下策略，这是中长期的战略考量和国家发展的必然选择。

　　无论是4月份，还是整个1至4月的出口资料都超预期，但未来外贸形势并不乐观。前4个月出口增长主要是因为企业抢订单，但进口疲弱反映出内地需求不足。未来能否保持强劲出口值得怀疑，尤其是9月缓冲期后，关税水准变化巨大，企业利润空间被压缩，这种模式不可持续。4月份对美出口已出现断崖式下降，日内瓦谈判虽有成果，但只是短期现象。未来要利用时间视窗做几件事：一是争取降低美国加征关税，哪怕再降20个百分点，企业生存压力也会减轻；二是企业自身要调整结构，出口转内销、开拓新市场、优化生产，这些都需要时间和投入。应高度关注短期冲击，帮扶重点企业，甚至可以考虑将部分关税收入返还企业，缓解困境。

　　现在正值就业季，新增就业和岗位稳定至关重要。企业困境可能影响家庭生计和行业发展。广东、浙江、长三角、珠三角等对美出口依赖度高的地区，要提前做好准备，降低负面冲击。谈判中也要灵活务实，把损失降到最低。形势依然严峻。在谈判中，我们也要讲究策略，灵活机动，务实应对。我们的产业链和供应链韧性较强，但在短期政策冲击下，如何把损失降到最低，是目前需要考虑的问题。

　　除美线外，外贸景气度提升是否会提高“一带一路”沿线活力，尤其是与东盟关系。

　　中国与东盟分工有垂直和水平两种。垂直分工是中国在上游高端，东盟在中低端，产品出口发达国家；水平分工则存在竞争和同质化问题。内地部分民营企业已转移到东南亚，当地用工成本低、优惠政策多，且文化相近。但受美国原产地追溯影响，分工受挑战。中国和东盟两大经济体市场需求大，可拓展新需求，如绿色化、数位化转型和基建领域合作。中国产能大，国家政策拓展内需市场，平台公司帮助外贸企业出口转内销，但内捲恶性竞争严重。未来中国外贸可能下降，影响内需市场，产业空心化风险需关注。中国融入全球经济需新方式，过去简单卖产品不行，需深度调整。企业出海类型多样，有成本上升型、产业链配套型、成功经验覆製型、技术换市场型等，这是未来现实的挑战。

　　（作者为IFF研究院特约研究员、中国政策科学研究会经济政策委员会副主任）（www.iff.org.cn）