美国总统特朗普曾宣称，其关税政策将“让制造业回流美国”。然而这一主张的经济合理性值得商榷，更像是一场违背市场规律的政策冒险，最终可能迫使美国进行政策调整。

　　美中竞争自2017年特朗普第一届政府执政之初便开始加剧，美中贸易摩擦也随之升级。作为两个人口大国，且在国家安全方面缺乏互信，美中竞争的激烈程度更超过往昔的美日贸易摩擦。当时中国尚未充分意识到自己已被视为经济与地缘政治领域的重大挑战者。尽管此后中国展现出更克制的姿态，但其在经济技术领域的影响力仍在持续扩大，使得当前的美中竞争态势较之以往更为严峻，国际影响也更为深远。

　　高关税政策的经济悖论

　　特朗普政府对贸易逆差的执念，使其笃信必须通过高关税保护制造业。然而从经济逻辑看，这种政策存在根本性缺陷。短期而言，关税壁垒会直接推高进口商品价格，加剧通胀压力；而必要商品进口受限导致的供应链中断，又会抑制经济活动，最终拖累经济增长。当前美国金融市场呈现股市、债市、汇市同步下挫的“三杀”局面，正是这一政策负面效应的直观体现。

　　更关键的是，从长期视角分析，制造业回流本质上受全球产业链规律支配。自由贸易的本质是各国基于比较优势进行专业化分工，通过互惠贸易实现共同发展。美国与中国、墨西哥、加拿大等国形成的精密供应链网络，正是这种分工协作的产物。事实上，持续深化的全球贸易已使美国制造业占比持续萎缩，目前制造业在美国GDP和就业中的比重均已低于10%，其经济结构早已转向以金融、科技等服务业为主导。加之美元作为全球储备货币的特殊地位，导致资本持续流入美债等金融资产，在推高美元汇率的同时，必然削弱美国制造业的国际竞争力。这种违背市场规律的政策干预，恐难真正实现制造业回流，最终可能被迫调整。

　　中美博弈的耐力较量

　　在中美贸易摩擦中，双方的战略耐力差异值得关注。特朗普政府曾期待中国主动寻求谈判，但中国的国家尊严不允许其轻易让步。尽管中国对美国有大量贸易顺差，但两国经贸的高度相互依存意味着美国同样面临压力。美国依赖中国进口许多产品，包括智能手机和其他电子设备、医药原料和玩具，同时也向中国出口飞机和大豆等重要产品。在战略耐心方面，中国可能更具优势。中国决策过程不必像美国那样受制于中期选举或总统选举，对金融市场的反应或公众舆论压力的承受能力也更强。

　　值得注意的是，中国电动汽车和电池凭借成本优势逐步拓展亚洲、欧洲市场，欧盟已针对此类产品启动反补贴关税措施。如何在拓展全球市场的同时协调产能输出与市场需求的关系，将成为中国未来的重要课题。

　　共产主义理论传统上重视生产结构，中国在推进产业升级的同时，消费占GDP比重始终维持在较低水准。尽管中国正在尝试通过培育中产阶级、发展服务业来扩大内需，但转型成效仍有待观察。

　　坚守自由贸易的价值

　　在美国开始退出自由贸易、导致保护主义抬头的当下，继续高举自由贸易的旗帜，并维护自由贸易体系的重要性愈发凸显。加速日、中、韩之间的自由贸易协定谈判即是关键举措之一。

　　当然，经济安全考量的上升在一定程度上改变了对贸易自由化的片面关注。从新冠疫情暴露的供应链脆弱性表明，经济安全的重要性显而易见。鉴于全球地缘政治环境日益严峻，各国国内社会分裂，可能需要对自由贸易进行一定程度的调整，但这并不意味着放弃自由贸易的核心原则。

　　需要关注的是，美国内部已出现对美元过强走势的担忧。不过在4月下旬的美日财长会谈中，双方仍重申“由市场决定汇率”和“过度波动对经济和金融稳定有负面影响”的共识，这为市场提供了稳定预期。如果他们任意批评美联储的货币政策或进行货币干预，将引发市场重大反应。

　　鉴于美国从美元的储备货币地位中获得了巨大利益，它很难采取破坏这一体系的政策。然而，未来仍有很大可能会出现关于调整美元走强的讨论。实际上，日圆在国际上被严重低估，导致日本商品、服务、房地产和公司被以低廉的价格收购。此外，日本消费者正遭受进口价格上涨的困扰，日圆的逐步升值可能对日本有利。

　　日本是一个通过开放贸易赶上发达国家的经济体。东南亚和中国也以日本为榜样，在自由贸易的框架内发展起来。基于战前教训，日本在坚持和平主义的同时，通过自由贸易实现高速增长。现在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更重要的是，国际社会应继续向外界传达这一理念。

　　（作者为IFF理事、日本住友商事顾问、日本国际经济战略中心理事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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