图：由于制度的不平衡，IMF总裁一直由欧洲人担任。现任总裁格奥尔基耶娃便是来自保加利亚。

　　在全球经济格局深刻演变的背景下，国际货币基金组织（IMF）改革问题再次成为国际舆论焦点。这一主张不仅反映出发展中国家对公平代表权的正当诉求，更揭示了当今国际金融治理体系面临的深层次结构性问题。

　　金砖国家财政部长在7月5日联合发表声明，要求调整IMF投票权配额，呼吁以成员国在全球经济中的相对地位为基础，重新分配份额，结束欧洲国家在组织领导层中长期占据的主导地位。

　　美国享有否决特权

　　IMF成立于1944年布雷顿森林体系建立之际，其最初使命是协助战后欧洲复苏。时至今日，IMF的职能已转向宏观经济政策建议、危机管理及全球金融稳定。但其治理结构却未能与时俱进，仍被少数发达国家特别是美国和欧洲垄断，严重背离全球权力对比的现实格局。当前，中国已成为全球第二大经济体，其在全球GDP（国内生产总值）中占比超过16%，但在IMF中的投票权却仅为约6%，实际份额甚至不足计算份额的一半。相较之下，部分欧洲小国因“开放度”偏高等人为设定的份额计算因素，享有与其实力极不相符的份额比例。这种结构性不公，亟待改革。

　　然而，美国对改革始终持保留甚至抵制态度，根源在于深层的政治经济利益。一方面，由于IMF重大事项需获得85%投票权通过，而美国持有超过15%的投票权，等同于拥有一票否决权，成为制度设计上的最大受益者。IMF长期以来被视为美国推行“华盛顿共识”和维护其货币霸权的工具。美欧之间的“君子协定”使得IMF总裁始终由欧洲人担任，而副总裁则由美国人出任，形成实质上的权力垄断。

　　美国之所以如此坚守否决权，背后也有深厚的制度逻辑。事实上，否决权并非现代政治的产物，其历史可以追溯到古罗马共和国时期的执政官与保民官制度。罗马人在推翻王政后，为防止权力滥用和维护共和体制，设立了两个互相制衡的制度性否决机制：其一是执政官之间可以否决对方决议，以实现平等权力之间的监督与制衡；其二是保民官代表平民利益，可以否决贵族提出的不利于平民的法案，作为一种防御性权利。两者虽然都是在决策机制中扮演“消极不合作者”的角色，共同目标却是防止权力被垄断、维护制度的公平运转。

　　美国今天在IMF坚持的否决权，虽然无法积极主导决策走向，却能有效阻止对自身利益构成威胁的决议产生。在多边治理中，这种“最后防线”尤为重要。美国将否决权视为一种制度性安全阀，以确保在其未同意的情况下，IMF无法通过任何可能削弱美国战略利益的决策。因此，否决权在美国眼中不仅是权力工具，更是自身主导地位的制度化体现。

　　在此背景下，金砖国家要求改革IMF，不仅是对制度不公的抗议，更是全球南方国家寻求制度性权力重构的战略诉求。近年来，巴西、印度、南非等国多次在G20峰会、联合国等场合强调IMF改革的紧迫性。印度财政部就曾指出，当前IMF份额计算体系严重低估了发展中国家的经济贡献，缺乏透明和公平。

　　IMF当前的治理制度不仅在代表性上严重失衡，在功能执行上也日益暴露出弊端。长期以来，IMF贷款条件性政策被诟病为过度强调紧缩、市场自由化和私有化，忽视借款国的具体国情，导致许多发展中国家陷入“贷款依赖”和经济恶化的恶性循环。研究表明，IMF计划常常使低收入国家的收入分配恶化，劳动收入下降，主权债务风险上升。IMF缺乏对发展中国家的有效支持机制，其监督职能也因发达国家的主导而缺乏中立性与执行力。

　　中国地位严重低估

　　对中国而言，推动IMF改革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和战略价值。从实际情况来看，中国目前已是全球第二大经济体，货物贸易总额多年位居世界前列，对全球经济增长的贡献率也持续上升。但在IMF中的投票权和话语权却远低于自身的经济地位，与当前国际政治经济格局的演变明显不符。这种代表性缺失，不仅不利于中国参与全球经济治理，也影响了IMF政策制定的全面性与公平性。

　　眼下国际关系中“相互依赖武器化”趋势加剧，金融、科技、能源等领域被愈来愈多用于地缘竞争。美国通过IMF等国际机构对他国施加政策性压力的能力，已引发广泛关注。在此背景下，IMF改革有助于缓解对单一国家制度性依赖所带来的潜在风险，为发展中国家提供更加中立和多元的金融支持平台。

　　从全球治理角度看，IMF改革有助于推动建立更加公平、包容和多元的国际金融体系。中国在推动改革过程中，也将进一步增强自身在全球金融规则制定中的话语权和制度影响力。而作为全球南方的重要一员，中国积极推动改革，也有利于加强与其他新兴市场国家的协调合作，促进南南合作机制发展，推动全球金融治理朝着更加平衡、民主的方向迈进。

　　值得一提的是，金砖国家在推动IMF改革的同时，也在主动建设具有自主性的金融合作平台，以增强全球南方国家在国际金融系统中的应对能力和发展空间。金砖国家新开发银行（NDB），作为这一机制的代表，近年来在多边融资领域持续扩展。该银行总部设在上海，自2015年成立以来，已支持多个新兴经济体和发展中国家的基础设施和可持续发展项目，成为现有国际金融体系的有力补充。

　　近日在巴西里约热内卢举行的年会上，巴西前总统、金砖国家新开发银行行长迪尔玛．罗塞夫对当前国际金融形势进行了分析，认为全球金融资源分配仍存在结构性不平衡，尤其是在单边主义和经济工具政治化趋势上升的背景下，一些小型和中等发展中国家在获取融资支持方面面临更多障碍。在此情况下，NDB的作用更趋重要，不仅提供了多元化的融资渠道，也在制度上体现出包容性和公平性。

　　NDB并不意图取代现有金融机构，而是通过实践展示另一种发展路径的可能性。其本质是推动金融治理的多样化，降低对传统体系的单一依赖，为发展中国家提供更多可以选择的发展选项和合作机会，从而增强全球南方在全球经济治理中的主动性和自主性。

　　金砖国家此次联合呼吁改革IMF，相信不仅是一次制度性抗议，更是全球南方崛起背景下的一次权力结构重塑尝试。改革IMF的关键，在于建立基于经济产出和购买力的新公式，反映成员国在世界经济中的真实地位；打破发达国家在管理层上的垄断，增强发展中国家的投票权和代表性；消除现有份额公式中的压缩因子与人为偏差，防止“开放小国”继续获得不成比例的权力；推动决策机制民主化，取消美国对重大事项的一票否决权。

　　须增强代表性公平性

　　当前，全球南方国家在国际事务中的影响正逐步上升。亚洲、非洲、拉丁美洲等地区国家的发展动能持续增强，如何在国际制度中体现这一变化，是多边体系改革的关键课题。IMF作为全球金融治理的核心机构，其改革进度也将直接影响国际经济秩序的稳定性与可持续性。

　　若美欧国家继续延宕改革，不仅将削弱IMF的合法性，也可能促使发展中国家转向区域性机制，如NDB、亚洲基础设施投资银行等，逐步形成“多中心、多机制”的国际金融体系。

　　香港作为国际金融中心，在IMF和多边金融体系发展中也具有独特角色。凭借其金融市场的开放性、制度的透明度和与内地紧密的经济联系，香港可在全球金融改革进程中发挥桥梁作用。未来，香港可积极参与更多多边金融交流与合作，为推动国际金融体系更加平衡、可持续发展贡献应有力量。

　　综上所述，金砖国家关于改革IMF的集体呼声，既是对现行国际金融治理体系失衡的反映，也是顺应全球经济力量重组的现实要求。在全球多极化趋势不断加深的背景下，IMF若要保持其在国际事务中的权威与有效性，必须作出制度性调整，增强代表性与公平性。调整投票权配额、改进治理结构，不仅可以更准确反映成员国的经济地位，也有助于提升发展中国家的参与度与信任度。改革IMF，不仅是回应发展中国家的合理关切，更是推动全球金融体系稳定与可持续发展的关键一步。

　　（作者为海南大学“一带一路”研究院院长、丝路智谷研究院院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