图：人民币国际化除了重塑中国的国际地位，也可推动全球金融治理走向更加公平与可持续的未来。

　　站在新一轮全球货币秩序重构的起点，人民币正处于重要的战略机遇期。通过继续深化金融改革开放，不断拓展金融市场的广度和深度，笔者认为人民币有望在构建多元、平衡的国际货币新秩序中发挥建设性作用。

　　虽然长期以来，美元凭借其深厚的金融市场一次次化解危机，但国际货币体系正加速重构，美元霸权的根基已然动摇。当前，美国通过金融市场提供全球公共品的意愿与能力均显著滑坡。例如将关税武器化，破坏了基于规则的全球贸易体系；将金融制裁武器化，严重侵蚀了美元作为中立、安全资产的声誉；特朗普频繁向美联储施压，引发市场对美联储货币政策独立性的担忧；持续高企的贸易与财政“双赤字”，正不断削弱其主权信用。更有甚者，诸如汇率干预与债务展期等潜在政策选项一旦实施，将从根本上动摇美元的信用基石。

　　美元信用出现松动

　　危中有机，美元信用的松动为人民币国际化提供了历史性机遇。回顾美元的崛起之路，其经验可为我们提供两大重要启示：

　　首先，成为国际货币的关键在于构建强大的金融市场“功能之锚”。在构建强大的金融市场方面，中国具有两大优势。首先，庞大的经济体量是关键基石。它不仅为本币在跨境贸易中的计价结算创造了天然需求，更能支持一个广阔深厚的资产池，为全球资本提供丰富的投资标的，中国经济韧性也为货币价值提供了稳定保障。其次，完整的财政主权是另一项核心优势。中国有能力建设一个统一、深厚的国家主权债券市场，为全球提供充足的优质安全资产──这正是人民币国际化的巨大潜力所在，也恰是欧盟因财政主权分散而难以逾越的结构性障碍。

　　人民币金融市场的建设历程中挑战与成就并存。从2009年跨境贸易结算试点开启离岸市场建设，到人民币跨境支付系统（CIPS）上线完善在岸支付体系，人民币的“交易结算”功能基础设施已经基本建成，但其全球市场份额与网络效应，较之成熟的美元体系（CHIPS）仍有不小差别。同样，以“沪深港通”和“债券通”为代表的互联互通机制，虽为全球投资者打开了配置在岸资产的窗口，强化了人民币的“价值贮藏”功能，但这种“管道式”开放也存在一定局限性。在岸市场的制度性不足，例如与国际接轨的法律会计体系，尤其是能让投资者有效管理风险的金融衍生品市场，其深度与广度仍有提升空间。

　　其次，国际货币地位的提升往往是主动战略规划与关键机遇把握的结合。纵观历史，美元主导地位的形成并非自然演进，而是美国主动战略规划与精准把握关键机遇的结果。从20世纪初设立美联储、抓住一战窗口主导全球贸易融资，到布雷顿森林体系瓦解后构建“石油美元”循环，再到2008年金融危机后通过扮演“全球最后贷款人”、“最终做市商”角色，巩固其在全球金融体系的中心地位，美国多次抓住甚至主动创造了强化美元地位的契机。

　　当前人民币国际化进程正面临双重战略机遇期：一方面，全球货币体系重构背景下美元主导地位松动，为人民币国际化创造了有利的外部环境；另一方面，以人工智能（AI）为代表的新一轮科技革命正为中国金融体系注入强劲动能。

　　完善离岸金融体系

　　从外部环境看，当前美元的“法理之锚”和“功能之锚”均出现裂痕，这给了人民币弥补美元体系的不足，实现国际地位的跃迁创造了重要战略机遇。通过继续深化金融改革开放，不断拓展金融市场的广度和深度，人民币有望在构建多元、平衡的国际货币新秩序中发挥建设性作用。

　　一是，将人民币国际化融入贸易和金融规则的改革和制定中，增强“法理之锚”：在美元武器化的背景下，积极探索将人民币的使用嵌入高标准经贸规则和国际金融规则的制定进程中，为人民币的国际使用提供更具确定性的法理框架。例如深化与“一带一路”倡议及RCEP（区域全面经济伙伴关系协定）成员国的经贸合作，在与周边国家的自贸和投资协定中推动人民币在双边和多边贸易和投资的计价、清算，并就争端处理、司法衔接、财政平衡、价值稳定等问题与协议签订各方共同商议条款，从制度设计中保障人民币在国际使用中的客观独立性，推动构建一个以中国为枢纽、深度融入区域并辐射全球的经贸体系。

　　二是，提升人民币资产吸引力与供给，完善离岸金融体系，强化“功能之锚”：人民币的“功能之锚”需要一个回报稳定、流动性充裕、保值避险工具完善的人民币全球资产池。这要求国内经济实现以内需驱动的、更具韧性的稳定增长，为人民币资产提供可预期的回报，部分对冲美元资产的不确定性。同时，需扩大高质量开放，增加人民币资产的供给，充实人民币在海外的流动性。这既包括扩大现有的互联互通机制，也可利用中国作为主要能源和大宗商品的消费国地位，以及人民币作为低息货币的融资优势，推动更多海外资产以人民币定价。积极发展人民币计价基准（如“上海金”、“上海油”），尤其是提升人民币在原油、铁矿石、有色金属，以及锂、钴等新能源战略性矿产资源领域的定价权。此外，探索将跨境人民币信用、直投等资产证券化，丰富人民币资产的供给渠道。

　　三是，在中国资本项目尚未完全开放的背景下，统筹在岸和离岸金融市场的发展对于推动人民币国际化而言至关重要。完善离岸人民币金融市场的基础设施，增强人民币在海外的计价、结算和投融资功能。可借鉴离岸美元市场的经验，依托香港成熟的金融市场、法治环境和国际化的参与者结构，将其打造为全球领先的人民币离岸投融资、结算定价和风险管理中心。探索在香港试点数字化的人民币离岸结算系统，降低人民币的交易成本。丰富贸易融资、汇率套期保值、商业保险等金融工具，试点人民币稳定币对接包括数字资产和实体资产在内的离岸金融资产等。让人民币更“可得”，更可“交易和投资”。随着离岸人民币规模的扩大，对人民币汇率弹性的要求也将提高，因此考虑进一步深化人民币汇率形成机制改革，适当增强人民币双向波动弹性，以适应人民币国际化的深层次需求。

　　科技创新增投资者信心

　　除了美元主导地位松动带来的外部机遇，AI科技革命正为中国金融体系注入新的内生动力，为人民币国际地位的提升提供了战略支点。2025年DeepSeek的问世，标志着中国在AI大模型领域实现关键突破。这不仅改写了科技叙事，提升了中国科技股的投资价值，还有望增强国际投资者对中国资产的信心，有利于推动资本市场的双向开放。结合政策的支持，中国在AI领域的科技创新有望与金融市场相互赋能，为人民币打造一个更加坚固的“功能之锚”。

　　为把握这一历史性机遇，促进科技创新与资本市场良性互动，建议从三方面协同发力：1）培育“耐心资本”生态，通过拉长考核周期、放宽投资限制等制度创新吸引养老金、保险等长期资金入市，以政府担保撬动社会资本；2）构建多元化退出通道，在支持硬科技企业上市同时拓宽各类创新企业IPO路径，优化审核效率并发展S基金等二级市场退出机制；3）强化投资者保护与市场活力建设，通过严打欺诈行为和完善监管体系，促进一、二级市场有机联动，形成“募投管退”的良性循环。这三方面措施将系统性解决创新企业“融资难”与资本“退出难”问题，最终实现科技、金融与货币的良性循环。

　　综上所述，世界货币格局正处于百年未有之变局。美元信用的松动为人民币国际化提供了宝贵的战略窗口，美元国际化的历程也为我们提供了有价值的历史镜鉴。人民币国际化的核心在于构筑两大支柱：通过稳固主权信用、完善制度建设加固“法理之锚”；通过深化金融改革、扩大对外开放铸就“功能之锚”。当这两大支柱足够强大时，人民币国际化不仅将重塑中国的国际地位，也可能为世界提供一种新的选择，推动全球金融治理走向更加公平与可持续的未来。

　　（作者为中金公司首席策略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