图：回顾过去这些年，拜登政府全力联合盟友来孤立中国都未曾实现目标，更何况特朗普政府的目标分散而缺乏聚焦。

　　全球经济的碎片化不仅表现为贸易和投资联系减弱，还可能在制度与结构层面呈现新的演化形态。对于各国政府和企业而言，如何在不同规则圈和网络之间保持灵活性与回旋空间，将成为未来经济外交的重要考量。

　　近期笔者与美国企业高管进行交流，有了一些新的体会。首先，重要企业转向了“最小化成本”（Bare Minimum）的战略，即通过最小化成本来应对不确定性。由于特朗普政府的政策，尤其是关税政策的多变性，跨国公司很难基于这些政策做出长期规划，因为新制定的方案很快就会变得不再适用。这个问题不仅困扰美国企业，也对其他跨国公司造成了影响。

　　尽管如此，跨国公司仍需及时响应特朗普政府的政策变化。因此，“以最小成本”应对不确定性成为指导思想。例如，如果从中国进口的商品尚未完成清关，可以暂存在保税区，等待关税变化后再看情况处理。如果从中国进口不划算了，可以考虑先从其他国家寻找替代来源。而在所有“最低成本”的应对措施中，给予口头支持肯定是最经济的做法。过去半年，不仅是美国，甚至其他国家的著名企业家纷纷向美国总统特朗普表达了满满的敬意、赞美和口头支持。

　　贸易协定 有口惠实不至

　　其次，美国制造业企业的投资可能“内增外减”。即，一方面增加“在美国、为美国”的国内生产投资，减少进口。美国进口的有效平均关税率已经超过18%左右，达到1930年中期以来的最高值，这使得在美国国内生产变得更加有利可图，尤其是考虑到近期美元指数也从峰值贬值了10%以上。

　　另一方面是减少“在美国、为世界”的生产投资。虽然在美国国内生产、销售更加有利可图，但在全世界范围内却仍没有竞争力，甚至竞争力还可能下降了。因为美国的进口当中，约有一半是中间品、资本品，“在美国、为世界”的生产过程要使用这些进口品作为投入。甚至有的生产过程需要在美国和其他国家之间来回穿梭完成，这时候关税将反复累加。

　　上述两个变化的含义很明显。在特朗普政策的不确定性之下，“最小化成本”做法将减少美国企业的对外投资，同时面向国内循环的投资则可能增加。这种“内增外减”将进一步强化美国内顾倾向：增加“在美国、为美国”的生产投资将减少进口，而减少“在美国、为世界”的生产投资将使出口下降。最后就是美国的对外投资会减少，同时进口、出口也会减少。

　　在特朗普政策的不确定性之下，“最小化成本”不仅仅是跨国公司的战略，一些国家也在采取国家版的“最小化成本”战略，即投入最小的真实资源、付出最小的经济成本，以换取当下的安全感与谈判筹码，同时尽量保留后路。

　　例如，在舆论与姿态上的低成本配合。在双边会晤中，一些国家（包括欧盟）领导人公开称赞特朗普的领导力、愿景、谈判风格等，有的国家领导人推荐特朗普为诺贝尔和平奖候选人——这在经济上没有成本，却能立刻换来氛围的改善。送礼式交易比口头称赞更实际，比如赠送客机、安排盛大的欢迎仪式等等。再如，高调承诺巨额投资。有些国家在双边交易中，高调宣布计划向美国投资数千亿甚至上万亿美元。这类数字听上去惊人，但大多只是非约束性的意向投资。

　　政策目标 太分散难聚焦

　　国家版的“最小化成本”战略会带来什么结果呢？我们看到，继美国与英国达成首个交易之后，美国又与越南、日本、欧盟、印尼、菲律宾等国家达成了贸易与投资交易，与更多国家还在谈判当中。这些双边交易多有提及对“绕道贸易”的限制，针对中国的用心一目了然。但是，国家版的“最小成本化”决定了这些交易难以孤立中国：

　　“绕道贸易”政策语焉不详。特朗普的惯常做法是：先设定关税大棒进行施压，然后与伙伴签署“框架性协议”，一方面是早期收获，另一方面暂避冲击，至于细节和实质内容后面再谈。这就给其他国家的“最小化成本”战略提供了空间，在“绕道贸易”领域也存在这种空间。

　　与美国签署交易（deal）的收益有不确定性。特朗普无法给出可置信的承诺，这决定了其他国家不能将自己的前途和命运完全寄托给这一纸交易，如果真正限制了“绕道贸易”、触及了中国利益，则不可逆的现实成本将大幅马上兑现。“最小化成本”战略的精髓在于，先最小化经济成本，争取时间、保持灵活性，避免在短期内投入不可逆的实际资产。

　　另有两个重要原因，也导致美国难以孤立中国：

　　其一，特朗普挥舞关税大棒是对整个全球秩序的不满，不仅仅针对中国。特朗普认为美国向全世界提供了太多免费或低成本的公共产品，这些国家也搭了美国的便车。回顾过去这些年，拜登政府全力联合盟友来孤立中国都未曾实现目标，更何况特朗普政府的目标分散而缺乏聚焦。

　　其二，美国对中国的关税难以过高，对其他国家的关税也难以太低。特朗普关税政策的目标有两个：创造新的财政收入来源；推动制造业回流。因此，在此背景下：

　　对中国关税难以过高。关税率的高低与财政收入是倒U型曲线关税，开始时随着关税率的提高，关税收入会上升，但是关税率过高则贸易、税基将趋于消失，反而无法获得关税收入——这也是5月12日中美达成和解，并发布“日内瓦公告”的背景之一——当然美国愿意与中国共同大幅调降关税，也和两国经贸领域深度依存有关。

　　对其他国家关税难以太低。为了推动制造业回流，创造就业、实现国家安全，特朗普政府必须要对中国之外的其他国家广泛征收可观的关税。否则，如果制造业只是从中国转而流向其他国家，这也同样无法实现“美国再次伟大”（MAGA），因此特朗普关税政策的初衷也无法聚焦于孤立中国。自对等关税推出，美国平均有效关税率已经升至18%左右，达到1930年中期以来最高水平，而在“对等关税”出台之前该关税率仅为略高于3%的水平。

　　全球经济 区域性碎片化

　　在全球化方兴未艾的20世纪90年代，著名经济学家巴格瓦蒂（Bhagwati）提出了“意大利碗麵式全球化”，即以大量双边与区域协定的交织重叠为特征的全球化，但这些不同的面条仍然蜿蜒交错在WTO多边框架这个大碗之内。

　　相比于过去的“意大利碗麵式全球化”，今天我们面临更复杂的地缘政治环境和更盛行的贸易保护主义，全球经济碎片化趋势可能正在向着更具封闭性、分化特征的方向升级。笔者提出以下两种可能性：

　　第一种，可以称之为“关系化的面条碗”。其核心特征是，原有的双边、区域协定网络依然存在，但在地缘政治和产业安全的推动下，原有的面条碗上面叠加了多个功能性、议题型的合作关系网。这些网络不仅调整关税，还规定了技术标准、数据流动、产业补贴等非关税壁垒，将使得协议的排他性显著增强。结果是，全球贸易体系不再只是“规则重叠”，而是形成一个个彼此相连、但又边界分明的多层网络，企业在跨区域布局时必须同时满足多重合规要求，经营成本与决策复杂性大幅上升。

　　第二种，是“多锅分灶型全球化”。在这一格局下，世界经济被分割为若干个相对封闭的“规则圈”或“经贸锅”，每个圈内部实现高度一体化，但圈与圈之间的互通性明显降低，跨圈贸易的成本与障碍显著上升。这种结构与意大利面碗的区别在于，前者是杂乱交织、彼此缠绕的规则关系，而多锅分灶则是规则圈之间的低互通、甚至完全隔离。结果是，全球价值链将更趋区域化和本地化，跨区域的生产分工和投资流动将被削弱，全球化的密度下降。

　　上述两种趋势可能并行存在：在某些领域和地区，关系化的面条碗将导致规则更加密集、交织复杂；而在另一些地缘政治敏感或战略竞争领域，多锅分灶则会让规则圈彼此隔离。二者共同作用，将推动全球化进入一个既不完全割裂，也不完全一体化的中间状态——碎片化的全球经济网络。

　　（作者为中国社会科学院美国研究所副所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