图：香港可凭借重塑资本市场的制度基础设施，形成科技、产业与资本的协同进化机制，为自身注入新动能，也为内地科技强国与产业升级战略贡献独特力量。

　　在改革开放初期，香港凭借资金、技术、人才与管理等综合优势，长期作为内地对外开放的重要窗口和国际资本汇聚的枢纽，推动了无数企业走向国际市场。凭借“东方之珠”的金融体系与区位优势，香港一度是内地企业国际化的“起点站”和海外资本进入内地的“中转站”。

　　然而，随着内地在制造业、技术创新、品牌建设和人才培养上的快速追赶，香港的传统优势逐步被稀释。

　　从开放窗口到转型关口

　　特别是过去十年间，深圳、上海、北京等城市迅速崛起，形成了完整的科技创新生态和资本承载平台，香港在产业层面出现“缺位”，其资本市场也被质疑“金融空转”过重，难以服务本土经济转型。

　　2025年以来，香港资本市场在数量和规模上再度迎来高光时刻：52宗IPO（截至7月20日），累计募资额1240亿元，同比增长590%，重回全球IPO募资榜首。恒生指数和科技指数同步反弹，南向资金持续淨流入。这一成绩证明了香港在国际融资舞台的竞争力。但我们应清醒看到，资本市场在支持香港本土创新科技企业、推动再工业化方面的作用仍然有限。本地创科企业在制度门槛和融资渠道上面临“断层”，创业板形同虚设，中小市值公司长期沉沦为“僵尸股”。

　　因此，香港必须在资本市场改革中找到新出路：既要继续服务国际与内地大型企业的融资需求，更要精准支持本地创新科技企业，推动再工业化，承担起助力中国经济国际化的战略使命。

　　制度与市场的结构性错配

　　（一）制度门槛高企，本土企业“望市兴叹”。

　　过去五年，港交所相继推出18A（面向生物科技公司）和18C（面向特专科技公司）规则，放宽生物医药与特定科技企业的上市要求，允许未盈利企业在满足研发投入比例等条件下上市。其初衷是为高增长、高风险的科创企业打开融资通道。然而，从实际运行效果看，真正受益者多为内地大型企业，如宁德时代、恒瑞医药等，本土创新科技企业成功上市的案例寥寥。

　　原因在于，18A与18C虽名义上降低了盈利要求，但依然设定了较高的市值门槛、严格的研发投入比例等。对于资金有限、规模偏小、处于早期成长阶段的本地初创企业而言，这些条件几乎不可逾越。香港科学园、数码港等孵化器培育的4000余家初创企业，大多数因此被挡在资本市场之外，融资能力受限，成长周期被迫拉长。

　　（二）中小市值公司陷入融资与流动性困局。

　　目前港股市场有超过2600家上市公司，其中市值低于10亿元的企业超过六成，低于5亿元的超过一半。更有近10%的上市公司市值不足5000万元。这些中小市值公司交易极度冷清，部分股票日均成交不足数万港元，甚至零成交，大多丧失融资功能。

　　这些“僵尸股”既没有强制退出机制实现资源重新分配，也缺乏政策支持通过并购重组或再融资推动业务升级的能力，导致资本沉淀、效率低下，甚至产生“资金挤出效应”，抑制资本向高潜力产业流动。这不仅损害投资者信心，也拖累了本地创新生态的良性循环，尤其是严重影响香港资本市场的形象！

　　（三）创业板功能严重弱化。

　　创业板（GEM）设立的初衷，是为中小企业和高成长企业提供融资通道。然而，由于上市条件依旧偏高、转板机制僵化、投资者关注不足，该板块逐渐沦为“鸡肋”。截至2025年上半年，创业板新股仅占总IPO的不足5%，日均成交额不足港股总成交的1%。许多创业板企业上市后融资和扩张反而受限，陷入困境。

　　与之相比，美国纳斯达克和内地科创板通过分层制度、差异化审核标准以及活跃的创投生态，为创新型企业提供了包容性的市场环境，培育出众多明星企业。香港创业板与国际先进市场的差距，已经成为制约本地科技创新的重要桎梏。

　　重塑制度 重构生态

　　面对困境，香港需要通过多维度的资本市场改革，推动制度升级与创新生态重建。关键路径包括：

　　（1）重塑创业板制度，回归“服务创新”。

　　创业板必须回到“服务创新、扶持成长”的定位：

　　•降低上市门槛：在财务指标之外，引入“研发投入比例＋技术成果转化”的评价体系，使未盈利但具科研实力的企业也能获得资本市场支持；

　　•扩大18A/18C规则适用范围：覆盖人工智能、新能源、新材料、先进制造、绿色环保等领域，并为本地企业设定差异化门槛；

　　•建立多元退出机制：支持企业通过转板、并购等渠道退出，提高投资者信心。

　　（2）设立“港版OTC市场（场外交易市场）”。

　　借鉴美国OTCQB/OTCQX（两者均为场外交易市场）与内地新三板经验，香港可设立一个低门槛、多层次的场外市场：

　　•准入门槛低，只需注册在香港并具备基本透明度即可挂牌；

　　•分层管理，根据规模与合规程度设立不同层级；

　　•流动性支持，引入做市商与创投基金；

　　•国际化功能，吸纳大湾区及“一带一路”沿线企业，打造跨境资本集散地。

　　（3）盘活中小市值公司存量。

　　与其不断增加“空壳公司”，不如盘活存量资源：

　　•鼓励并购重组：简化审批流程，对收购本地创新企业的上市公司提供税收与融资优惠；

　　•设立“创新并购基金”：由政府引导、市场化运作，撮合中小公司与科创企业合作；

　　•搭建专业服务平台：整合法律、会计、投行、技术评估资源，降低并购重组成本。

　　（4）强化产学研资本对接。

　　香港高校科研成果丰富，但缺乏转化渠道，资本市场应成为桥梁：

　　•专项创投基金：由政府、大学与产业资本共同出资，推动科研成果商业化；

　　•“科企专线”制度：为本地科创项目提供绿色通道和快速审核；

　　•跨境资本合作：吸引海外科技基金参与本土项目投资，形成“国际资本＋本地创新”的组合。

　　（5）资本市场赋能再工业化。

　　香港再工业化不仅是制造业回流，更是新技术驱动下的产业重构。资本市场应：

　　•优化再融资规则：缩短增发周期，降低成本，吸引战略投资者；

　　•发展科技产业指数与衍生品：提升本土科技企业的市场关注度；

　　•支持产业链整合：在半导体、智能制造、生物医药等领域推动跨行业并购与资本撮合。

　　从支持者走向驱动者

　　香港作为国际金融中心，不仅是资金的“中转站”，更是制度和标准的连接点。新一轮全球产业链重构中，香港可充分发挥规则与标准优势，帮助内地企业更快适应国际市场并打造国际资本通道，引导长期资本投资中国科技产业，成为技术与品牌出海的桥头堡。

　　在全球科技革命与产业转型的背景下，香港资本市场如果不能承载本地科创企业，支持香港本地再工业化，就难以在全球竞争中保持优势。香港资本市场不应只是“末端支持者”，而应成为“创新生态的中枢神经”。香港要真正成为国际创科中心，必须重塑资本市场的制度基础设施，形成科技、产业与资本的协同进化机制。唯有如此，香港才能为自身注入新动能，也为内地科技强国与产业升级战略贡献独特力量。

　　（作者为香港中小上市公司协会主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