图：内地社会保障制度安排还不足以充分提高生产率，进而解决养老问题，所以需要优化制度安排、尤其是推进养老保障制度改革。

　　影响社保可持续性的三大因素为人口、劳动力市场与劳动生产率。分解来看，老龄化与高龄化趋势不可逆转，劳动力市场则存在结构性就业矛盾。笔者认为，未来要完善社会保障，并不缺物质财富，而是缺少制度安排。

　　在影响社保可持续性的三大因素中，第一个是人口因素，主要表现是老龄化率迅速提升。按照中国人口与发展中心预测，2032年65岁以上人口占比将超过21%，按国际定义即为重度老龄化社会。届时中国的老龄化程度很深，但人均收入仍然处在高收入国家行列的较低水平上。比如中国人均收入从今年或明年开始将超过1.4万美元，到2032年距离成为中等发达国家还有一点距离，但老龄化率已经相当高了。这意味着，未富先老将是一个重要国情。

　　人工智能提高效率

　　第二个是劳动力市场因素。此类因素主要体现在四个方面。

　　1）中国结构性就业矛盾表现越来越突出，主要是“一老一小”问题。一方面，青年失业率高。最新数据显示，7月不含在校生的16至24岁青年失业率升至17.8%。另一方面，临近退休和未来延迟退休的人群也面临较大的就业困难，主要表现为退出劳动力市场，降低劳动参与率。

　　2）就业非正规化。新就业形态、灵活就业具有趋势性，几乎无法遏止，这类就业模式带有一定的非正规化特征，其中最重要的是社保覆盖率低。

　　3）岗位破坏显性化。过去创造的岗位绝大部分被转化为淨增就业，现在创造出的岗位有越来越大的部分被破坏掉了，尽管淨增总量仍然较大，但创造的岗位与淨增的岗位之间数量差距扩大了。

　　4）人工智能迅速发展和广泛应用是不可阻挡的，如果应对不当，可能在结构性就业矛盾基础上产生加倍的影响。应对策略的当务之急之一，则是缩小两大社保制度的差距。目前，职工养老保险与居民养老保险的给付水平之比虽然下降，但绝对数量差仍在迅速提高，政策应加快缩小这个差距。

　　第三个是劳动生产率因素。在人工智能发展下，我们应该有一个确定的预期──劳动生产率提高潜力是无限的。撇开人工智能因素，即使按照GDP潜在增长率预测来推算，到2035年之前，计算出的“赡养生产率”─作为缴费主体的20至62岁人群所对应的GDP，年均增速为5.55%，明显高于按同一口径计算的老年抚养比增长速度（4.90%）。这意味着随着劳动生产率提高，社会赡养老年人的能力可以做到水涨船高。虽然现在有对于人工智能发展泡沫的担忧，但总体而言，人工智能应用一定会在基准的劳动生产率提升之上带来额外的提高幅度。

　　值得注意的是，目前的社会保障制度安排还不足以充分提高生产率，进而解决养老问题，所以需要优化制度安排、尤其是推进养老保障制度改革。

　　未来蛋糕必然会做得更大。根据Epoch AI智库的估算，在不同工作任务被人工智能自动化的假设下，经济增长速度均可以达到高于以往的水平，这意味着生产率提高的预期得到普遍认可。如果这个预期是可靠的，就为养老保障制度的代际转移和社会共济性质创造了足够坚实的基础。

　　过去我们一直认为，由于老年抚养比显著提高，现收现付性质的养老保障制度未来不可持续。现在看，如果劳动生产率提高速度大大快于老年抚养比提高速度，过去的那种担忧就可以消除了，但这并不是说我们无需有所作为。

　　一方面，要努力提高就业的正规化水平。目前非单位就业（包括私营经济就业、个体就业和未被单位视为正式雇用的人员）已经占到城镇就业的60%以上，约3.1亿人。虽然不能简单说这是非正规就业，但其非正规程度一定高于单位就业。一般估计的新就业形态有8400万人，除此之外还有2亿灵活就业人员，这些群体仍处在现行社会保障制度的盲区。如果不能解决这个问题，就无法保证社会保障充分覆盖，无法实现对这部分群体退休后生活的保障功能。

　　警惕收入差距扩大

　　另一方面，警惕收入差距出现新的扩大因素。十八大以来社会收入分配有所改善，特别是打赢了脱贫攻坚战，城乡收入差距缩小尤其明显。不过，全国基尼系数在2015年降到最低点后就停止下降，徘徊在0.465至0.466左右。过去整体收入差距在很大程度上是城乡收入差距造成的，现在城乡收入差距还在缩小，但城镇收入差距扩大，成为基尼系数居高不下的主要原因。再加上就业非正规化、农民工出现的逆向流动、人工智能造成的新冲击，所有这些因素都可能使收入差距有所扩大。

　　社会保障问题涉及社会经济民生，研究的主要关注点现在看，不应是账户问题或精算问题。在进行战略思考、顶层设计和政策制定时，要始终保持的关注点是第一支柱（社会保险）。在城镇就业的60%以上都具有非正规性的情况下，第二支柱（社会救助）、第三支柱（普遍福利）的作用很有限。

　　解决问题的出路仍然是劳动生产率的提高。正如经济学家凯恩斯1930年在《我们子孙后代的经济可能性》所预言的，劳动生产率会以数倍的幅度提高。虽然现在还没有实现一周只工作15小时，但劳动生产率确实达到了他的预期。这意味着，人工智能所背书的劳动生产率提高，如今真的成为我们子孙后代的经济可能性。在这个意义上，现收现付制度是合理的，是实现代际转移、代际分摊、代际分享的制度基础。

　　人工智能生产率提高后，必须得到分享，而这种分享不会是自然而然发生的。过去人们常常讨论的“索洛悖论”，讲的就是技术创造和应用在企业之间、地区之间、行业之间是不平衡的，结果只能提高局部生产率，全社会生产率不会自然而然提高，提高了的生产率也不可能在全社会自动得到均等分享，因此必须靠制度安排来解决。我们的基本养老制度，撇开技术细节，核心是应该有助于分享现在和未来的生产率提高。

　　基于以上分析，笔者提出两点研究建议，希望学界和政策研究界进一步研究关注。

　　首先，建立普惠性社会保障体系。按照人工智能时代对普惠性社会保障提出的更高需求，可以借鉴一些广为讨论过的制度形式。1）把最低工资制度改造为“生活工资制度”，即按照社会必要的生活标准，保证就业者的基本收入。2）考虑“无条件全民基本收入”的做法，以应对人工智能对工作的长期、根本性替代。3）无关缴费、无需身份识别的全民养老金制度。当然，任何制度形式都不能全盘照搬，但其中一些理念，完全可以融入既有的安排形式中。

　　目前中国的城乡居民养老保险有着天生的优越之处：一是由中央政府直接推动建立和管理；二是极低的缴费门槛和要求；三是几乎不需要识别即实现全面覆盖。这些普惠特点值得发扬光大，应该顺势而为把目前的城乡居民基本养老保险制度完善成社会养老金。中国需要一个社会养老金制度，任何国家最终都要靠这样的制度才能实现应保尽保。特别是在人工智能时代，在相当程度上制度已经识别不出来谁是懒汉、谁不是懒汉；谁的人力资本决策做对了、谁做错了，所以普惠是最好的选择。

　　打破现收现付悖论

　　其次，重新思考名义账户制。世界银行曾向中国推荐名义账户制，站在现在的立场上看，这一建议值得重新思考，其中可以借鉴的理念和做法就是“记账”。缴费被记录下来，但不必做实。现收现付制度留给后代是没有问题的，但是确实需要记账，记账一是可以解决退休年龄调整的制度化问题，二是可以解决收支结余水平制度化问题──我们不能一厢情愿地认为减支增收就是好事、结余就是好事。实现制度化，就意味着提高现收现付制缴费的积极性和预期的稳定性。

　　笔者多次讲到，不仅中国的老年人不敢消费，其实劳动年龄人口也不敢消费，因为后者面临一个所谓“现收现付悖论”，他们要缴费，要赡养家里的老年人，还要给自己进行预防性储蓄。如果用名义账户制良好解决预期问题，这个悖论就可以被打破。

　　（作者为中国社科院国家高端智库首席专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