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全球经济进入新旧动能转换的关键时期，中国经济正在经历一场深刻的结构性转型。高质量发展已成为共识，但如何在资源、人口与外部环境多重约束下实现这一目标，全要素生产率（Total Factor Productivity，TFP）的提升是核心命题。

　　生产率衡量的是投入与产出之间的关系。相比劳动生产率或资本效率，全要素生产率更能反映一个经济体的综合竞争力，它代表了除资本和劳动之外，制度、技术、管理、资源配置等因素的贡献。美国经济学家索洛曾提出“索洛馀值”概念，正是用来解释这些“看不见”的增长源泉。

　　对任何国家而言，长期增长依赖于TFP的持续提升。对中国来说，这一命题尤为迫切。过去四十年，中国依靠人口红利和资本积累实现了高速增长；如今随着人口老龄化、土地能源约束增加，传统增长方式难以为继，唯有通过效率革命，才能保持增长潜力。

　　改革开放以来，中国从自身资源禀赋特点出发，很好地运用了劳动力资源丰富这个比较优势，通过积极融入全球分工体系、承接劳动密集型产业、引进和改造国外先进技术，迅速缩小了中国产业技术与国际先进水平的差距，在经济全球化背景下，走出了一条参与全球分工推进工业化的道路，实现了经济快速发展和人民生活水平持续提高。在这一过程中，全要素生产率发挥了重要作用，推动中国在短短几十年间完成了工业化进程，居民生活水平显著提高。

　　然而，随着经济发展水平不断提升，支撑中国经济发展的内部条件和外部环境发生了深刻复杂变化。随着资本边际回报下降、劳动力数量见顶，TFP增速有所放缓。与此同时，能源和环境约束趋紧，全球产业链受地缘政治冲击，外部循环的不确定性增加。中国必须面对一个现实：过去依靠低成本要素驱动的模式难以持续，TFP提升成为推动经济走向高质量发展的唯一出路。

　　从国际经验看，一个国家或地区在工业化进程基本完成后，继续保持稳定较快的全要素生产率增长速度，是这个国家或地区跨越中等收入陷阱、进入高收入国家行列的重要因素。

　　自20世纪60年代以来，全球逾百个中等收入经济体中，最终跨入高收入行列的只有十馀个。多数国家在早期依靠模仿式创新实现追赶，但进入中高收入阶段后缺乏原创性突破，增长动力衰竭，因而陷入“中等收入陷阱”。这也提示中国：若不能实现原创性创新，若制度环境不能匹配科技进步，经济可能面临增长瓶颈。

　　笔者认为，要推动TFP提升，可从四方面发力。

　　第一，科技创新：从模仿到原创。过去，中国依靠“引进─消化─再创新”迅速追赶，但未来必须走向原创。人工智能、新能源、量子通信等领域正在成为中国的新增长点。要在这些赛道形成突破，必须构建完整的创新链条，加强基础研究投入，推动原始创新与颠覆性技术发展。

　　第二，制度改革：释放资源配置效率。制度环境直接影响资源流动和要素效率。产权保护、法治环境、市场机制的完善，都能减少交易成本、加快要素流动。营商环境优化不仅有利于企业创新，也能推动资本和人才在更大范围内实现优化配置。

　　第三，人力资本：人口红利向人才红利转变。教育和培训是提升TFP的长期动力。随着少子化与老龄化加速，中国必须通过提升劳动者素质和优化技能结构来弥补人口数量下降的缺口。知识密集型产业和创新型经济需要大量高素质劳动者，这也是中国从“世界工厂”迈向创新型经济体的必由之路。

　　第四，全球化与开放：获取外部红利。尽管外部环境复杂，中国仍需积极参与国际合作，利用全球知识与资本流动推动TFP提升。在受限领域集中力量突破，在开放领域加强合作，这是实现自主创新与开放互补的现实选择。

　　激发民营企业活力

　　从政策着力点与市场前景来看，首先要激发民营企业活力。民营企业是科技创新的重要主体。数据显示，目前中国92%以上的高新技术企业是民营企业，它们在新能源汽车、光伏、锂电池等“新三样”领域贡献巨大。要通过完善法律政策、提升政策精准度，增强民营企业的创新信心和投资意愿。

　　其次，加大金融支持科技创新的力度。科技创新往往伴随高风险，需要金融体系提供全生命周期支持。资本市场、债券、保险等工具必须协同，为科技企业提供稳定的融资环境。同时，监管需要在稳健与包容之间找到平衡，避免“金融空转”，让资金真正流向实体创新。

　　最后，因地制宜发展新质生产力。各地在推动新兴产业时必须避免“一哄而上”。新能源汽车、人工智能等虽是朝阳产业，但若不考虑区域禀赋和产业基础，容易导致资源浪费和无序竞争。地方政府的角色应从“投资推动者”转向“制度保障者”。

　　（作者为北京大学国家发展研究院院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