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家移民管理局日前发布了10项移民与出入境管理服务政策举措。对于香港科创界而言，这是一个极其重要的信号，不仅“给优惠”，更是“给机会”。这套政策组合拳，打得相当“准”，既解决了眼前的“痛点”，也为长远发展铺路。本文从短期与中长期两个层面进行探讨。

　　新政最直接、最立竿见影的影响，是为香港的人才流动彻底“拆墙松绑”。特别是“往来港澳人才签注”扩大到京津冀、长三角。此举远不止扩大人才库的容量，并且从根本上改变了人才流动的“质地”。

　　短期效应：从“人才库”到“人才活水”

　　搞科创，最怕的是“等”，最需要的是“快”。一个灵感的火花，往往就在一次不经意的会面、一场临时参加的研讨会中被点燃。过去，内地的专才或学者要来港交流，需要提前规划申请，整个过程带有相当的计划性，欠缺弹性。这种模式，往往会错失许多即兴的、思想碰撞的机会。新政策将人才的跨地域流动，从过去的“预约制”彻底变成了“即时制”。

　　一位身在北京的顶尖科学家，可以随时决定下午飞来香港，参加第二天的学术会议；一位在香港的风险投资者，可以即日约见来自杭州的初创公司创办人。这种“话走就走”的便利，使得思想交流、技术切磋、资本对接的频率和效率，都将呈指数级增长。

　　这就好像将我们连接内地人才网络的通讯系统，从过去的“拨号上网”一举升级为“光纤入户”。带宽和速度的根本性跃升，带来的是质变。

　　人才，不再是储存在一个巨大“人才库”里等待被动调用的资源，而是变成了源源不绝、双向奔赴的“人才活水”。这种高频率的互动，不仅为香港带来内地最顶尖的智慧，更重要的是，它让香港真正成为一个思想激荡、创意迸发的“反应场”，整个创科生态的活力将被大大激活。

　　中长期布局：筑巢引凤，打造“超级增值器”

　　如果说激活人才流动是新政的“头盘”，那么其更深远的战略意图，则在于推动企业、资本与产业的深度融合，将香港打造成为一个独一无二的创科“超级增值器”。为何京津冀、长三角地区相当成功的企业，会想来香港发展？答案就在于，香港拥有短期内难以被覆製的三大核心优势，而新政策放大了这些优势的吸引力。

　　首先，是与国际接轨的知识产权（IP）保护网。科技公司最核心的资产，就是其专利、源代码等无形资产。香港的法律体系，提供了世界一流的IP保护制度。这不仅是法律条文的完善，更是一整套成熟的注册、认证、仲裁及执法生态。内地企业可以将其核心专利在香港注册，这份注册的权威性受到全球主要市场所承认。这等于为他们的创新成果提供了一张通往世界的“安全证书”，让他们可以安心在香港进行核心研发，再将产品行销到全世界。

　　其次，是前沿科技的合规“快证”。随着人工智能、生物科技等飞速发展，全球的监管与合规要求也日趋严格。内地企业“走出去”，就要面对如欧盟《通用数据保护条例》（GDPR）等复杂的法规挑战，时间和金钱成本都相当高。香港的监管环境早已与国际接轨，拥有大量熟悉国际合规的法律和咨询专才。内地公司可以利用香港作为其国际业务总部，在一个规则明确的“沙盒”环境中，使其产品和服务快速符合全球标准，大大降低了他们“出海”的门槛和风险。

　　第三，是全球资金“集散地”。香港作为国际金融中心，其优势远不止于港交所。这里汇聚了全球最顶尖的风险投资、私募股权基金和家族办公室。一家内地的“独角兽”企业，在香港可以接触到充沛的国际基金，用一个国际化的标准去估值，为其全球扩张“泵水”。这种“融通中外”的资本优势，是香港无可替代的核心竞争力。

　　综合来看，香港的角色定位便十分清晰：我们不仅是“超级联系人”，更是一个“超级增值器”。香港将内地最富活力的创新要素（技术、人才、企业）作为“输入”，再通过法律、合规和金融体系进行“加工增值”，最终“输出”成为具备国际竞争力的世界级企业。

　　诚然，粤港澳大湾区的产业结构，与京津冀、长三角的重叠性不算高，但这恰恰成就互补，而非竞争。我们可以利用它们在先进制造、数字经济上的优势，来辅助香港发展我们有优势的金融科技、生物科技等领域，形成“科研在全国、增值在香港、生产在湾区”的高效协同模式。

　　今次新政给了香港一个前所未有的机会去主导这种融合。香港科创界必须要主动出击，积极扮演“织网者”的角色，将政策红利用到尽。历史的机遇，稍纵即逝。唯有乘势而上，以更开阔的视野、更进取的姿态，方能在国家实现高水平科技自立自强的征程中，巩固香港作为国际创科中心的地位，写下属于我们的辉煌篇章。

　　（作者为香港创科发展协会创会主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