前文讨论了美国社会的深层问题，特别是贫富悬殊扩大，中产收缩及底层赤贫化等。背后是中下层人民生活水平的停滞甚至下降。为维持生活水平，人们有两种方法，一是加大借贷，但会令坏账增加演变成金融问题。二是加强工作，如延长工时或做两份工等以减缓财政压力。

　　中下层生活水平下降又将令其他一些社会矛盾恶化，其一是族群矛盾。特别是白人与黑人及拉丁裔间的矛盾。上世纪美国曾推行禁止种族分隔政策，尤其是学校中要混合各族。后来此政策被取消，结果是种族分隔再现，学校及社区均如是。当奥巴马成了首位黑人总统之时，社会上的黑白矛盾却在激化。警员枪杀黑人事件频发引起社会不安。由于黑人等族裔聚集在中下层，故中下层生活水平下降必将激化族群矛盾，两种问题出现恶性互动。

　　年轻人就业市场转差

　　其二是年轻人陷困局及代际差异明显。在社会上流受制、下流增加的形势下年轻人出路必差：备受就业机会及工薪转弱，生活成本上升及学生贷款负担重等不利因素夹击。平均失业时间较长，更有不少雇主认为年轻一代不愿工作而不想聘用。400多万年轻人非在学亦无工作，形成了失落群体。评论指由此引发了新的节俭型“最少主义”（minimalism）生活模式，有的更患上“恐贫症”（peniaphobia），经常失眠、厌食及自闭等。其中Z世代（18至24岁）情况最差，相反婴儿代（baby boomer）情况最好：他们年轻时收入好而生活成本低，容易买房买车，持有全国四成住宅。Z世代如家境好的还可与父母同住受照顾，否则将成为社会问题。

　　其三是社会治安恶化。美国犯罪率高监狱爆满本属常态，但在经济及社会问题叠加下情况自必恶化。一些城市还兴起“闪劫”风：网上传言便突发出动抢掠店舖，作案者非有组织只是闻风而至速来速去。加州等地因无法应对问题竟出台小偷不抓不罚的怪法，结果商户闭门或出走。

　　美国的财经及社会政治问题多样，多年来都一直发展深化，到今天在累积效应下已到了十分严重以至极端程度，量变可能引发质变突变。这表示美式政经体系已到了难以为继不可持续的地步，必须有根本性革命性改变。难怪很多美国评论都认为已类似上世纪20年代状况，进入了百年一遇的巨变期。在这关键时刻必会有“转变使者”（agent of change）出现，推动破旧立新蜕变。“使者”的出现并非偶然而是历史必然，其出现正是巨变来临的标示。目前美国的“使者”正是特朗普。无论如何，大变已经开始，美国及世界将面对持续震荡，须做好应对准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