图：美国本土基建的确展现复苏势头，非住宅类营建投资取得逆势增长。

　　自拜登入主白宫以来，“再工业化”就成为新一届政府的面子工程。按照设想，这项合计约1.2万亿美元的公共投资计划，将于今年进入开支高峰期。适逢美国大选年，拜登砸下重金的“政绩”面临大考。

　　美国积极推动产业回流，自然与打压中国发展的战略部署密切相关，但若追溯美国“再工业化”政策的源头，时间上来讲其实要早得多。自90年代信息技术革命兴起，美国服务业占比逐渐超过制造业。2008年金融危机爆发后，联邦政府意识到产业结构“空心化”的问题，密集出台了一系列扶持政策，但效果并不显著。

　　基建投资逆势增长

　　到了2009年，时任美国总统的奥巴马首次提出要把“重振制造业”作为重要经济战略之一。2017年，特朗普又进一步强化了制造业重振计划，对外公布了《制造业就业主动性计划》。拜登履职后，产业链安全议题被提升至关键位置，并在国会内部获得两党共识，2022年相继通过了《通胀削减法案》与《2022年芯片与科学法案》。

　　此外，新冠的爆发加速了全球产业链的区域化。不仅美国反复强调供应商的多样化（Diversification of Suppliers）、在地化（Reshoring）、近岸（Nearshoring）及友岸生产（Friend-shoring）策略，欧洲也提出“开放性战略自主”（Open Strategic Autonomy）以加强关键产品的供应链韧性。

　　数据上看，疫情后美国贸易逆差一度扩大，凸显了国内制造业供给的薄弱。2021年商品贸易逆差较2019年扩大逾25%，其中制造业占商品出口比重更降至近40年新低。

　　须承认的是，经过这几年的“氪金”，美国本土基建的确展现复苏势头。尽管在联储激进加息的背景下，美国制造业已连续14个月收缩，但非住宅类营建投资取得逆势增长。美国财政部数据，截至2023年6月，美国道路、桥梁、水利等公共支出及私人交通运输支出等涨幅高达10%至30%。咨询公司科尔尼发布的《美国制造业回流指数》报告则显示，到2025年，将有84%的美国企业部分或全部回流其制造业业务。

　　脱钩断链谈何容易

　　但对于发达经济体而言，劳动力成本对“再工业化”构成了较高门槛。正如笔者在《美国经济“非典型”衰退》中所写到的，产业回流提高了劳方的溢价能力。去年由头到尾，美国罢工运动此起彼伏，居民工资涨幅甚至高于通胀率的上升。

　　美国也明白产业链完全本土化并不现实，因此寻求供应链多元化规避风险。一个显而易见的趋势是，过去中国对美国的双边贸易正逐步转向三角贸易，即中国向东盟出口中间品，再由东盟加工组装后出口到美国。若将直接和间接对美国的出口纳入考量，则美国对中国出口的依赖度反而提升。这也从侧面说明，两国间的脱钩断链谈何容易。

　　更重要的是，美国制造业回流一定会遭遇“特里芬难题”。众所周知，布雷顿森林体系的崩溃就源于“特里芬难题”：美国无法同时向世界输出货币与商品。如果本土制造业持续壮大，美国贸易将由逆差转向顺差，全球市场中流通的美元份额持续下降，无疑会动摇美元霸权的根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