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飞雪连天射白鹿，笑书神侠倚碧鸳。」 数十年来，有华人的地方就有金庸的作品。这位武侠小说巨匠用磅礴的才情、生花的妙笔、汪洋恣肆的想像力，写下15部洋洋大作，编织了一个刀光剑影、儿女情长、快意恩仇的武侠江湖，承载了几代华人的共同回忆。
不过，对於「半生精力都在做新闻」的金庸而言，走上武侠小说创作道路，更像是一种误打误撞的巧合。而这个无心插柳柳成荫的故事，则与《大公报》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繫。
金庸参观大公报报史馆 大公报资料图
入职《大公报》成为重要转折点
原名查良镛的金庸1924年3月生於浙江海宁。查家为当地名门望族，有「唐宋以来巨族，江南有数人家」之誉。1944年查良镛考入重庆国立政治大学外文系，后转入苏州东吴大学学习国际法。
金庸给大公报题字 大公报资料图
1947年，《大公报》上海馆公开招聘三名翻译。当时，《大公报》在新闻界的影响如日中天，招聘广告一经刊出，应征函就如雪片一般飞来，100多名应征者中，有大学教授、银行职员、「中央研究院」研究员，还有知名作家并附有出版作品。
《大公报》上海馆在应征者中择其优秀者10人参加笔试，试题由当时精通英、日、俄文的《大公报》翻译主任杨历樵拟定，并由其阅卷和评分。当日试题是：电报一份，社论一篇，译成中文。查良镛仅用65分鐘就第一个交卷，随后，他又顺利通过由杨历樵、许君远、李侠文等人负责的口试。由於笔试、口试成绩优秀，查良镛在109名应聘者中脱颖而出，第一个被录用。
这是查良镛生命中一个重要的转折点。1947年11月20日出版的《大公报》内刊《大公园地》上有10月份的人事记载简报，其中「入馆职员」一栏写着「翻译查良镛」。至此，查良镛迈进了他从学生时代起就很喜欢的《大公报》的大门。
后来，他曾与人讲起当年在上海《大公报》上夜班的情形：
《大公报》的要求很高，有些稿子在付印前，经常要几个编辑过目，经过仔细推敲，方才定稿。报馆明确规定：稿子有误，编辑负责;排印印错，唯校对是问。职责分明，赏罚有则。写错印错都要按字数扣薪。如果超过一定字数，那就要除名解职了。
儘管工作压力大，要求严格，但《大公报》也有富有人情味的一面。「晚上的夜餐倒是报馆免费供应的，说起来，多是吃稀饭，可配稀饭的，不是香肠、叉烧，就是酱鸡、烤鸭，或者火腿炒鸡蛋、油炸花生米，自然也有酱菜。晚班工作完毕，街上没车了，报馆会派车子把所有的编辑一个个送回家去。」
更吸引他的还是《大公报》的那种精神气质，「《大公报》还有一点蛮有意思的，它上自总编，下至普通工人，全报馆的工作人员对外一律自称『记者』，就是报馆的负责人王芸生也不例外。」
一代武侠宗师「金庸」横空出世
1948年3月5日，《大公报》香港版复刊。出於业务需要，想从上海馆调派一名翻译赴港。查良镛清楚记得，原定调任香港的这位同事姓李，当时刚刚新婚燕尔，不愿劳燕分飞，这个「苦差事」只好让查良镛代劳。
多年以后，再度回想，这一次工作变迁，看似偶然，实则命定。查良镛不禁感叹命运的神奇，他说：「就差这麼一点，可能就来不了香港，人生的命运可能就会完全不同。」
任职《大公报》香港馆的查良镛，先后做过记者、翻译和编辑。《大公报》创办《新晚报》后，查良镛又任《新晚报》的副刊编辑。
当时他已常常动笔写作，并为此起了「林欢」「姚馥兰」等笔名。他说，「姚馥兰」就是英文YourFriend(你的朋友)的谐音，因当时副刊男性色彩偏重，他想以一个女性味道十足的名字来写影评，冲淡一下。
与查良镛同在《新晚报》任职的还有一位陈文统，即后来武侠小说界鼎鼎有名的「梁羽生」。二人志同道合，同样爱好琴棋书画。下棋之外，两人经常把民国以来的武侠小说作为谈资。
1954年，香港武术界的太极与白鹤两大门派囿於门户之见而发生争执。他们先是在报章上唇枪舌战，互相攻讦;后来更各不相让，怨愤难消，索性签下一张「各安天命」的生死状，由两派的掌门人比武打擂，一决雌雄。
因香港法例禁打擂台，地点便约定在一水之隔的澳门。想不到香港竟有数万人乘船过海，日夜观战，盛况空前。香港各报都予以大版报道，风行一时。
《新晚报》由此获得启发，总编辑罗孚说服陈文统，以笔名「梁羽生」，连载武侠小说《龙虎鬥京华》，反响不俗。次年2月，罗孚向查良镛紧急约稿，说必须有一篇武侠小说顶上版面，此时梁羽生已经顾不上，写稿之责非查良镛不可。当时编辑为了催稿，特意派一名同事坐在他家等，说「九点鐘前无论如何要一千字稿子」，不然明天报纸出来，副刊版面「将有一大块空白」。左右为难的查良镛，灵光一现，便有了带有「故乡传说」烙印的《书剑恩仇录》，故事在《新晚报》连载后，一时洛阳纸贵，销路倍增。
一代武侠宗师「金庸」从此横空出世。「镛」字拆成两半就是「金庸」，他自称「没有什麼含意的」。而对於自己一夜之间声名大噪，金庸先生也始终保持清醒平和的心态，「我跟陈文统(梁羽生)是好朋友，常常谈武侠小说，别人就觉得我不是武侠小说的门外汉，於是他不写了就由我开始写。实际上，在此之前，我没有写小说的经验，创作武侠小说也只是一种试一试的心态，成名完全是意料之外的事情。」
而他也坦承，「我以小说作为赚钱与谋生的工具，谈不上有什麼崇高的社会目标，既未想到要教育青年，也没有怀抱兴邦报国之志……不过我写得兴高采烈，颇有发挥想像、驱策群侠於笔底之乐。」金庸始终认为，自己不是一个职业小说家，写小说对於他从来都是一种副业。
做记者，良心上要过得去
相反，他觉得自己「真正擅长的是做报纸、做记者、做新闻。」而在大公报的工作经历，无疑为他的新闻生涯奠定了坚实的基础。
「《大公报》有一个传统，在文字上很注意，一个字写错了，编辑就会来说，这个字以后不可以这样写。报社内部有很多规定，什麼字应该这样写，什麼字应该那样写，有很多规矩，对编辑的训练相当严格。还有标题，上面的与下面的对不齐，这样的标题就要重起，外行的人看不出来，但内行的就知道这样不好看了。编辑工作中还会碰到，哪几个同样的字不可以在同一行出现，就要换掉。中文程度不够的话，字就换不过来了。」金庸先生曾回忆道，「当年我在《大公报》学做翻译，记得在翻译美国一个部长访问南京的谈话时，翻译老师指出我翻译得太複杂，其实就是一句很简单的话。他还耐心地告诉我怎麼翻译比较好，怎麼就不好了，我至今还能记得。」
金庸先生说，「我在《大公报》受到一个新闻工作者应有的训练，并培养起一个报人的理想。」他特别服膺《大公报》「不党，不私，不盲，不卖」的办报理念。他所崇敬的新闻人，是英国《曼彻斯特衞报》总编辑斯考特(C.P.Scott)与《大公报》总编辑张季鸾，他们都以言论影响了时代与社会。而提携、教导过他的几位《大公报》前辈胡政之、杨历樵、许君远，亦令他一生怀念。
「做人有最低限度，新闻记者的最低限度就是不讲假话。」金庸先生说，「我一直记得在《大公报》受的训练，做报纸一定要讲真话，不讲假话，不能骗人，不能欺骗读者。如果骗人也可以赚钱，何必去办报纸？做报人就是要讲真话。报纸是人民的耳目，是人民的喉舌，他看不到你帮他看，他的心声你帮他讲出来。要代替人民去看，去听。做一个新闻记者，良心要过得去。这很困难，不一定做得到，遇到引诱的时候要抵抗。」
从1947年起，金庸在《大公报》(包括《新晚报》)前后度过了十年，从上海到香港，从电讯翻译到副刊编辑，几乎跨越了整个青春时代。对於他来说，1948年来香港工作、1955年开始写作新派武侠小说，这两次人生的重大契机，都发生在《大公报》。这样一个舞台上，他奠定了一生事业的根基，人生画卷亦由此翻开光彩绚丽的一页。回首往事时，金庸先生曾充满感情地说：「我现在拥有的一切，虽有自己的辛勤努力，但更多是香港这一环境所赐。我要感谢《大公报》派我来香港!」
(大公文汇全媒体新闻中心供稿)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