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22年7月1日，香港特别行政区将迎来回归25周年纪念日。回首过去的四分之一世纪，香港融入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壮阔征程，“一国两制”行稳致远，经济社会发展成就举世瞩目。风雷激荡里坚守初心，勇毅笃行中写就华章。点新闻发布“回归25年大事记”特辑，与读者一同回顾这非凡卓越的25年，祝福香港明天会更好。

　　1999年，香港踏入了回归祖国的第三个年头。追本溯源，香港特别行政区是根据宪法第31条设立，而特区实行的制度亦是根据宪法制定，即在1997年由全国人民代表大会通过并颁布的基本法。基本法第158条列明，基本法的解释权属于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

　　讲起人大释法，香港回归至今总共有5次，而首次释法便是港人内地所生子女居港权问题的“吴嘉玲案”。

　　根据基本法第24条的规定，香港永久性居民在香港以外所生的中国籍子女均为香港居民，在香港特别行政区享有居留权。1997年7月1日，年约10岁、父亲为香港永久居民的吴嘉玲偷渡来香港，未能获得居港权，引发争议。7月9日，特区政府向临时立法会提出入境条例修订条例，于翌日实施居留权证明书计划，规定有关人士必须持有附贴有效居权证的有效旅行证件(即单程证)，才可确立基本法第二十四条二款第(三)项所指的香港特区永久性居民身份。吴嘉玲在父亲的代表下，向法庭提出司法覆核，称入境条例有关修订违宪。其后，同样提出司法覆核的人士增加。

　　终审法院于1999年1月29日裁定，港人在内地所生子女，不论有无单程证，不论婚生或非婚生，不论出生时父或母是否已成为香港永久居民，均拥有居港权，吴嘉玲胜诉。

　　特区政府当时估计，倘若依照终院裁定执行，10年内约167万人可从内地大规模移居香港，甚至通过非法途径偷渡来港，将对本港社会入境管制及人口造成沉重压力，在社会上引发轩然大波。

香港居住环境本就挤迫，若近200万人移居香港将造成沉重人口压力。(美联社资料图)

　　很明显，此案明显涉中央与香港的关系。是次终院在判决前，未有提请全国人大常委会解释基本法有关条文，已僭越人大常委会对基本法的解释权。惟时任特区终院首席法官的李国能以超越宪制秩序的方式，声称“香港终审法院有权审查全国人大及其常委会的立法行为是否符合基本法”，几乎触发宪制危机。

时任香港特区终审法院首席法官的李国能。(美联社资料图)

　　5月18日，时任行政长官董建华向国务院提交报告，提请全国人大常委会解释基本法，这便是第一次释法的由来。

董建华提请全国人大常委会解释基本法。(美联社资料图)

　　1999年6月26日，全国人大常委会释法列明，只有获批单程证的香港永久居民在内地所生子女才享有居港权，出生时父母仍未成为香港居民的则没有居港权。全国人大常委会第一次释法，实质上否决了香港终审法院的有关裁决。

　　　　全国人大常委会释法列明，只有获批单程证的香港永久居民在内地所生子女才享有居港权。(中新社资料图)

　　“居港权”给回归后的香港带来了第一次人大释法，为香港以后解决类似争端开了一个先例。时任律政司司长、基本法委员会前副主任梁爱诗指出，全国人大常委会解释基本法解决了一个特区自己无法解决的问题，避免了十年内增加四分之一人口给住房、教育、医疗和社会服务等带来不可承受的压力，“这件事情令我们更理解中央和特区的关系”。

梁爱诗访京谈居留权问题，被记者团团围住 。(美联社资料图)

　　回顾逾20年前的“吴嘉玲案”，其本身已变成一个政治事件，实际上是香港部分法官和大律师们，挑战中央司法主权并试图让香港终审法院拥有独立的司法主权的政治性案件。案件的裁决，反映当时本港法官对“一国两制”、基本法及中央与香港特区的关系，以至基本法的有关规定缺乏透彻认识，也没有考虑判决后果对香港繁荣稳定的影响。

　　尽管中央在香港回归之后采取“不干预”政策，但在涉“一国”主权问题上，中央必须承担起主权者的政治责任。面对这起政治案件，中央的处理始终着眼于政治考虑，既然无法用协商政治的方式来纠正终院判决，而必须采用法律手段来解决，那么如何运用法律手段就成为对政治智慧的考验。全国人大常委会的此次释法，极大丰富基本法的实践经验，平息香港社会因理解基本法条文的争议所引发的社会动荡，为经济社会发展创造了一个稳定的法律环境。

　　如今，全国人大常委会释法已成为香港社会法治的重要组成部分，对于维护国家主权、安全、发展利益，保持香港的长期繁荣稳定发挥着不可替代的重要作用。任何无视全国人大常委会拥有基本法解释权正当性的观点，任何歪曲甚至诋毁全国人大常委会释法的言行，都与作为港澳社会核心价值的法治精神不相符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