历史学，是保存并发扬人文精神的重要学问，愈重视文化承传的地区、国家以及民族，历史的追寻愈兴旺，生活与生命的能量愈是释放。

师承孔安国董仲舒

　　中国历史悠悠五千年，文化积存，青灯不灭，其中一个关键，就是中国文化的早熟。共信、共同的传递文字出现，一字一文传真、传情达意的记录甚早，由此构成系统的学问，其中一门就是史学，这也是中国古今不少知识分子，学问大师终生埋首之学，西周时代，周文王拘于囚室而推易《周易》；春秋时代，孔子困厄作《春秋》；再至西汉时代，司马迁虽受极屈辱之腐刑以赎身死，却能在抑郁与超越之间，毅然决然选择了后者，当受“刑”之后，发愤著书，写下旷古烁今的《太史公书》，即今天研究史学的、喜爱文学的、锺情哲学伦理，乃至向往教育学问的，无不赞叹的《史记》。

　　看司马迁一生是证其人格与风格。

　　司马迁，字子长，左冯翊夏阳（今陕西韩城人）。他的祖先世代为“太史”。由于父亲司马谈学识渊博，司马迁自幼便接受良好的教育，并曾受业于孔安国及董仲舒。据迁己述：“年十岁诵古文”，二十岁开始遍游天下。元封元年，汉武帝于泰山封禅，司马谈因病“留滞周南，不得与从事，故发愤且卒”。三年后，司马迁承袭父职为太史令。太初元年司马迁曾参与“太初历”的编修工作。天汉二年，迁因李陵出击匈奴先胜后败再降，不幸被俘，司马迁为李陵向汉武帝求情，却触怒汉武帝且遭下罪受腐刑。在出狱后发愤写史，终于完成了中国第一部纪传体通史《太史公书》，并为中国传统史学，奠下了深厚的基础。

　　司马迁于〈报任少卿书〉有述志之言：“人皆意有郁结，不得通其道，故述往事，思来者……僕窃不逊，近自讬于无能之辞，网罗天下放失旧闻，略考其行事，综其终始，稽其成败兴坏之纪，上计轩辕，下至于兹，为十表，本纪十二，书八章，世家三十，列传七十，凡百三十篇，亦欲以究天人之际，通古今之变，成一家之言。”这里，笔者需要一提，教育局于2009年全力推动通识教育科作为必修必考的核心科目，却未有正视国史（中国历史科）的重要价值，将之视为可有可无之选修科。“通识科金装上阵，国史教育仓皇落马”，若然，当时教育局负责推动之课程政策之主事者，能明白中国史学的精粹是“究天人之际，通古今之变，成一家之言”，通识科以及中史科目的发展，当少行歪斜的冤枉之路！

开创史书纪传体例

　　《史记》乃一部划时代的历史著作，它开创了中国史书的纪传体例。其后历代的所谓“正史”，无不采用这种体裁写史。诚如清代（1644-1912）史家赵翼（1727-1814）所说，“自此例一定，历代作史者，遂不能出其范围，信史家之极则也。”而《史记》除了是一部成功的历史著作外，也是一部杰出的文学作品。金毓黻谓：“《史记》之善叙事理，辨而不华，质而不野，其文直，其事核，不虚美，不隐恶，即司马迁之史学也。”鲁迅（1881-1936）更誉之为“史家之绝唱，无韵之《离骚》。”

　　最后，笔者内心向往史学大师司马迁的几句话：“貌言华也，圣言实也，苦言药也，甘言疾也”，这是中国史学的精神所在。毫无疑问，《史记》折射出的司马迁，学问是浩瀚的，心胸是广阔的，特别是遇着大困难之后，拒绝向抑郁低头，以着书立说，作为超越平常的人格与风格，成为后世永恒学习的榜样！

　　国史教育中心（香港）校长 何汉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