图:《孩子转运站》讲述五个成人的命运因一个婴儿交集在一起。
日本导演是枝裕和以全韩星班底拍摄韩语电影《孩子转运站》(Broker),在早前举行的法国康城影展中作世界首映,赢尽口碑之余,亦为宋康昊夺得其首座康城影展最佳男主角奖座。
笔者跟是枝裕和在康城影展闭幕当日作独家专访,他谈到其电影生涯,以及拍摄《孩子转运站》的心路历程、选角等。\王 勋
访问当天,日本导演是枝裕和经过连日来的舟车劳顿,并且是在康城颁奖礼举行之前,他仍保持温文尔雅,谈笑风生,言谈间仍不时流露出亲切和蔼的笑容,可见这位四年前凭《小偷家族》(Shoplifters)勇夺康城金棕榈大奖的得主,没有为奖项而感到压力,懂得以平常心面对。
血缘关系重要吗?
问:你拍摄过不少伦理剧,今次同样以低下阶层人物意外地组成非正常家庭为主题。你的家庭背景如何影响你的创作?
答:我很多电影也源自我的家庭背景。我第一部伦理剧应该是《谁知赤子心》(Nobody Knows)。我认为日本有不少人总在社会架构以及福利制度的夹缝中生存,他们“消失”于制度及社会中,而这些人物特别令我感兴趣,我很喜欢刻画他们,有时他们会走在一起,组成类似家庭的群体,但这不是我特意去做的。只是人们后来向我指出这点,我才意识到。
再者,在日本及韩国,我们对家庭有一套普遍的概念,就是我们总是将血缘关系看得很重。这是一个颇为传统的观念,包括在法律上,其实这套想法追不上时代。我在影片中呈现这些群体,让自己重新思考,也鼓励别人一起重新思考何谓家庭。难道没有血缘关系便不是一家人?
问:《孩子转运站》中提及“婴儿暂存箱”的问题。有人认为弃养婴儿导致“婴儿暂存箱”的出现,但也可看成“婴儿暂存箱”令人弃养婴儿。你对此有何看法?
答:我在韩国做资料搜集时,有人说这制度会令女性弃养婴儿,可是“婴儿暂存箱”的负责人却乐见母亲将弃养婴儿交托他们,因这样便救回了小生命。日本也同样出现类似的批评,我用这些批评来开始本片,刑警秀珍在片首说:“若你会弃养孩子,当初便不应将他诞下来。”这种批评漠视了很多现实的状况,包括父亲、社会的责任等。故事发展下去,我希望那些批判的声音逐渐了解其他因素,并开始为婴儿及他们的未来着想;希望角色与观众同样在想法上能有所改变。
日本影圈难留人才
问:从法语的《真实芳言》(The Truth,是枝裕和执导)到韩语的《孩子转运站》,你认为日本演员跟其他国家的演员有何不同?从法国及韩国演员身上又学到了什么?
答:我发现日本的电影制作跟时代脱节了。在工作环境方面,我们真的需要改进,否则年轻一代制作人要继续在日本工作将会很困难。我在法国及韩国拍摄时,真的感受到这种迫切性,令我学到了很多。
导演工作方面,在完成了两部非日语作品,我发现拍摄时自己会更加留心,更加专注去感受演员在对白以外所带出的各种资讯。现在工作时,我双眼和耳朵的灵敏度也提高了。我看到演员演出时更多的细节,事物更加清晰了。就这样,我从这些工作经验得益了很多。
问:你说年轻电影工作者在日本遇到很多困难,那些困难是什么?
答:工时太长。在韩国有条例工作人员每星期只可工作52小时;在法国,每天工作只有8小时。但日本没有类似的条例,亦没有工会。因此,我觉得对工作人员提供一个舒适的工作环境是我部分的责任。部分人在日本工作只当是嗜好,虽然这并非坏事,却令年轻电影工作者难以持续下去。在韩国,他们已经根据美国的模式改革过很多次,那是一件很好的事。
宋康昊出演是命运
问:宋康昊的角色是一名转售婴儿经纪,为何会找他出演?
答:我在釜山电影节遇过宋康昊很多次,他是一位非常出色且很具吸引力的演员。还记得,有一年我在釜山看完他的电影《密阳》(Secret Sunshine),在一个访问中我被问到:“若你可以跟一位韩国演员合作,你会选择哪一位?”我说:“宋康昊。”访问结束后,我在等电梯,电梯门一打开,宋康昊就站在里头。我感到这是命运。之后我们开始谈,双方都希望有机会合作。
后来我想到了一个故事,脑海中第一场戏就出现一位牧师,是宋康昊,他从“婴儿暂存箱”抱起婴儿,微笑着,温柔地跟婴儿说话,然后卖掉了婴儿。那是我想到的第一场戏,本片就这样开始了。
问:李知恩(IU)本为韩国流行歌手,但戏中她饰演一名妓女,有没有给予明确指导?
答:在新冠肺炎疫情期间,我看了很多韩剧。有一位现年82岁的摄影师,我们合作过《谁知赤子心》及《横山家之味》(Still Walking),他介绍我看韩剧《我的大叔》(My Mister),并说:“李知恩非常出色,你一定要看看。”起初,我看只因为他叫我看,但我被完全迷住了,就像他一样。而李知恩真的做得很好。故此,在我飞往韩国进行选角面试之前,脑里已选定了她是饰演素英的首选。我跟她做了一个遥距访问,给她看剧本。而她在看剧本前,找了跟她合作过的裴斗娜给予意见,之后便一切都成事了。我也十分高兴。 笔者为香港国际电影节艺术总监
(《孩子转运站》现于香港上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