7月初，在阿塞拜疆首都巴库举行的联合国教科文组织第43届世界遗产委员会会议上，中国黄(渤)海候鸟栖息地(第一期)和中国良渚古城遗址先后获准列入世界遗产名录。

至此，中国世界遗产总数达到55处，与意大利并列世界第一。而中国世界遗产申报名单上正在排队的还有60项，按一国每年可以申报两项预备世界遗产、必须有一项是自然遗产的规则，已经排到30年后了。

一国每年申报两项

1972年，《保护世界文化和自然遗产公约》正式通过。根据该《公约》，设立了联合国教科文组织的世界遗产委员会和世界遗产基金，建立了《世界遗产名录》。

世界遗产主要分为文化遗产、自然遗产、文化与自然双重遗产，评选的标准简单来说就是真实性和完整性原则。

世界遗产申报的具体步骤除了要成为缔约国，还要制定未来5-10年拟申报预备名单，提出将其列入《目录》的建议，在每年7月1日前提出正式申报文件。

申报文件经世界遗产中心审核，提交给国际古迹遗址理事会或世界自然保护联盟进行专家评估，最后由世界遗产委员会作出入选、推迟入选或拒绝的决定。

随着每年申报的国家和项目愈来愈多，世界遗产委员会规定，自2006年起，一国每年只能申报两项世界遗产，其中至少有一项是自然遗产。

起步晚，增长快

1987年，长城、莫高窟、秦始皇陵及兵马俑坑、泰山、明清故宫、周口店北京人遗址作为中国第一批进入世界遗产名录，比在1978年第一批世界遗产项目中，就申遗成功的德国、美国、加拿大等国晚了9年。

即使在联合国教科文组织较为严格的申遗条件下，中国仍保持较高的成功率，几乎每一到两年就有数个遗产成功进入名录当中。

联合国教科文组织世界遗产中心亚太部主任景峰表示，从2003年开始，中国的世界文化遗产申报连续十多年获得成功，使中国成为世界遗产领域实行申报限额制以来，唯一一个文化遗产申报连续成功的国家。

北京、四川、云南、河南等省市是我国主要的世界遗产所在地。北京，一个城市就分布着7个世界遗产，可与埃及等国家所拥有世界遗产数量比肩。

有关学者研究总结，中国“申遗热”背后离不开三方利益——消费方、开发方以及政府。

● 消费方：

现代人的生活改善和文化觉醒，刺激了文化产业的发展。

被世界承认的遗产游览，极大地满足了游客的出游体验。

● 开发方：

世界遗产的先天旅游优势，容易形成垄断性的旅游开发。

国家和当地政府的项目支出，缓解了开发压力和风险。

● 政府：

遗产东道主的自豪感营造和追求发展政绩的利益要求。

以世界遗产为突破口，带动当地经济发展，生活水平提高。

除此之外，世界遗产地在接受世界遗产委员会的监督的同时，世界遗产基金会为保护遗产而申请援助的国家给予技术和财力援助。

以平遥古城为例。2006年，全球遗产基金会(GHF)承诺，将出资一百二十四万美元用于平遥古城的保护与开发。2012年，平遥县政府和全球文化遗产基金会等将联手对古城内的传统民居进行保护修缮，平遥县政府和全球文化遗产基金会的补助资金原则上占到修缮资金总额的2/3。

山东大学历史文化学院王云庆等学者指出，随着经济和第三产业的发展，世界遗产更像是一张“名片”，代表了国内外的认知和旅游热度，能够极大地促进当地旅游业的发展，带来非常可观的经济收入。这样的品牌价值力量，对各地，尤其是经济不发达地区来说，成为了追求申遗的不竭动力，这才造就了申遗热潮。

世界旅游组织统计，现代旅游业能够影响、带动和促进的行业多达110个。旅游消费对住宿业的贡献率超过90%、对民航铁路的贡献率超过80%、对餐饮零售业的贡献率超过40%。旅游业每收入1元，可带动相关产业增加4.3元收入。旅游从业者每增加1人，可增加相关行业4.2个就业机会。

这种申遗带来的经济效益很直观：

黄山风景区在1990年作为世界文化和自然双遗产，入选《世界遗产名录》，到2000年入境游客人数已经达到安徽全省的25.2%，一年游客总数是黄山市总居住人口的1.5倍。

位于云南红河哈尼族彝族自治州元阳县的红河哈尼梯田文化景观，2013年入选世界文化遗产名录，到2016年游客数和旅游总收入分别是2012年的2.34倍、2.91倍。

厦门鼓浪屿2017年入选后，2018年厦门全年接待国内外游客8900.32万人次，比上年增长13.7%，旅游总收入1402.12亿元，增长20.0%。

因此更多地方纷纷加入申遗的行列，按每年申报两项的速度，60个项目即使都能顺利入选，不算新的申请也要排上30年。

评价世界遗产不仅是数量一个维度。

(世界遗产分布情况，来自世界遗产中心网站)

2018年12月，中国文化遗产研究院发布的《中国世界文化遗产2017年度总报告》显示，2017年，我国世界文化遗产的保护管理状况继续保持总体良好的发展态势。但是其中也存在过度开发等问题。

2017年，共有50处遗产地发生涉建项目171项，约为2016年涉建项目数量的4倍，建设压力较大。其中，涉建项目征得文物部门同意的有44项，多数建设项目尚未将征求文物行政部门意见纳入行政审批流程，违法违规建设仍没有得到有效控制。

全国政协委员、南京大学文化与自然遗产研究所所长贺云翱在全国两会期间透露，我国得到批准的具备考古发掘资质的单位有87家，不论是与我国丰富的遗产宝藏还是与别国的专业机构相比较，都是远远不够的，仅以韩国为例，其专业考古机构就有130多家。

申遗后过度开发和环境问题不止存在于中国。

2007年成功申遗的石见银山，是日本历史上连续开采400年的著名银矿，至今还保留着600余处原貌的坑道。名声大盛后，蜂拥而至的旅客以及伴随而来的垃圾、噪音、拥堵、破坏，致使当地居民深受其扰。

2008年据当地居民的强烈要求，景区停止运营产生大量噪音污染的观光巴士，游客徒步游览往返至少需要两个多小时，旅游业的热度才冷却下来，这一场旅游开发和遗产保护之间的闹剧才堪堪停歇。

凡此种种，一些日本地方政府对申遗重新进行了评估，放弃了原本的申遗计划。2009年出任山形县知事的吉村荣美子当选后立刻宣布放弃申遗。

她说：“申遗需要花费大量的资金，这笔投资就像一个无底洞，还不如踏踏实实把这些钱用在遗产保护上。”根据山形县的保守估计，申遗所需资金达3.88亿日元(折合人民币约3100万元)。

申遗带来的效益和问题是一体两面，看到其价值的同时，也要提防“高烧不退”的副作用与后遗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