图：卢绪章是中国对外贸易事业开拓者和奠基人之一。/受访者供图

　　卢绪章是中国共产党最具传奇色彩的地下党员之一，1933年他集资五百元在上海创办了广大华行，后发展成为中共隐蔽最深、规模最大、经营最好的地下经济组织，为党筹集了巨额资金。新中国成立后，卢绪章带领中国进出口公司破除西方国家的“封锁禁运”，成为中国外贸事业开拓者和奠基人之一。改革开放以来，卢绪章多次牵线引资，拉动许多港商参与中国旅游事业与家乡宁波的建设。近日，卢绪章长子卢贤栋、孙女卢刚在香港接受大公报专访，向读者忆述这位共产党员传奇的一生。

　　1940年的一个夏夜，卢绪章和中共江苏省委负责人刘晓趁着黎明前，悄悄离开重庆红岩村。在这里，他们刚刚秘密会见了周恩来。此时，卢绪章的耳边还回响着周恩来的叮嘱：“卢绪章同志，工作环境是险恶的，你这个‘资本家’一定要当得像样，但又要像八月风荷，出污泥而不染，同流而不合污。”

　　潜伏商圈 受周恩来直接领导

　　这是卢绪章跟周恩来的第一次会面：要把广大华行办成一家特殊商行，为党筹措资金，接受周恩来直接领导；也是卢绪章从上海转移重庆、正式负责隐蔽战线工作的转折点。卢绪章牢记周恩来定下的铁的纪律，“对任何人不允许暴露自己的政治身份”。这一切，当时的卢贤栋和他的母亲弟妹均是毫不知情。

　　自卢贤栋记事起，一直都在随家庭几经辗转。父亲卢绪章很会做生意，为人慷慨大方，宋子文、陈果夫、施公猛等国民党头面人物也成了家中“座上宾”，施公猛还为卢绪章搞到了国民党少将的头衔……这些都得到了周恩来批准。广大华行很快从一个小公司，变成后台强硬、商网通达的大公司，各路人马争开绿灯。1945年重庆谈判期间，毛泽东接见了卢绪章，并对他和广大华行的工作作出鼓励和肯定。

　　据不完全统计，从1942年至1948年，卢绪章根据党的指示为中共地下党提供活动经费，折合20多万美元。新中国成立后，完成了历史使命的广大华行与联合行合并，成为了如今盛名远扬的华润集团的前身。而在广大华行最后一次党支部会上，卢绪章捐出了自己和妻子的全部股份，自此公开共产党员身份开展工作。

　　“米胶协定”破西方封锁

　　新中国成立初期，朝鲜战争爆发，美国终止了与中国的商务往来，对中国实行全面“禁运”。为了破除西方国家封锁，打通同资本主义国家贸易的渠道，1950年3月10日，新中国第一家国营对外贸易公司中国进出口公司成立。周恩来总理签署任命书，任命卢绪章为首任总经理。

　　卢绪章牢记周恩来总理的指示：“资本主义世界并不是铁板一块。”可以利用禁运国之间内部存在的矛盾，争取同他们做生意。1952年12月，中国和锡兰（斯里兰卡）签订以27万吨大米换5万吨橡胶的易货贸易协定。这份“米胶协定”不仅为新中国换取了急需的橡胶，也为打破西方“封锁禁运”发挥积极作用，卢绪章被认为是中国对外贸易事业开拓者和奠基人之一。

　　联系侨资外资 拓展旅游事业

　　改革开放初期，邓小平就指示：中国现代化经济建设要靠“两油”，一是石油，一是旅游。而当时中国旅游接待力量薄弱，重点旅游城市饭店客房告急，严重阻碍中国旅游事业发展。卢绪章作为首任国家旅游局局长汇报了有关情况，邓小平等党中央领导高度重视，做出“利用侨资、外资兴建旅游饭店”的决策。第一批合资项目很快获批，共计六座饭店。其中北京的建国饭店背后的资金来源是美籍华人陈宣远，丽都饭店是香港益和有限公司老板罗欣权；南京的金陵饭店是侨商陶欣伯；广州白天鹅宾馆是霍英东，中国大饭店是胡应湘、李嘉诚、李兆基、郑裕彤、郭得胜等人。它们的投建，都有卢绪章从中协调。

　　1984年4月，中央宣布开放包括宁波在内的十四个沿海城市。已是73岁高龄的卢绪章受中央和邓小平的委派，担任政府顾问指导工作，帮助宁波制定发展战略，加快北仑国际深水枢纽港的开发建设、筹划创建宁波大学。卢刚在爷爷家居住期间，亲眼看到爷爷在病中无时不以家乡宁波为念，并多次向她表示：“只要我能走出这个房间的门，我就要到宁波去看看。”

　　1995年11月8日，卢绪章在北京与世长辞，走完了他八十四年的人生历程。

　　克己立身 子女传家风各有所成

　　卢绪章在重庆时，为了不让子女在养尊处优的“资本家”生活中变为好逸恶劳的少爷小姐，对子女的生活要求几近严苛。卢贤栋回忆，父亲自己刚刚9岁，就被送到重庆的寄宿学校，只能周末回家。卢贤栋至今仍记得父亲的告诫：“这儿的一切，我死后会带进棺材，一分钱也不会留给你们。你们要好好读书，千万不要靠父母，自己的路你们自己走。如果能考上大学，我一定供养你们。”

　　“当时爸爸做地下党工作，我后来才明白，他说这些话，就是怕万一暴露不幸被捕，我们就要自谋出路。”卢贤栋说道。

　　但在卢贤栋的爱人徐天侠眼中，卢绪章是一位充满慈爱的长者，如同一团火焰为子女的成长默默燃烧。“即便是对我这个儿媳，爸爸也一直十分支持我的演艺事业，让我感到自己就是他的另一个亲女儿。”感念卢爸爸之深，徐天侠每每提及便会潸然泪下。

　　卢绪章把“自食其力，不靠父荫”的父训深刻地灌输给儿女，六个子女都牢记父亲的嘱托在各自的领域术有专攻。长子卢贤栋，核工业部教授级高级工程师，为中国原子能工业发展作出杰出贡献。二子卢贤钧，30岁即在钱学森创建并亲任室主任的中科院力学研究所物理力学研究室任副主任。三子卢贤林成为英语翻译人才，曾多次为国家领导人担任翻译。四子卢贤庆继承了父亲不凡的生意天赋，见证并参与中国第一批大型船舶的制造和出口。长女卢丽专攻癌症和其他多种疾病作出贡献。小女卢兵曾任北京市旅游局常务副局长，而后辞职全身心投入慈善事业。

　　影响船王一生 促其斡旋中英谈判

图：邓小平在人民大会堂会见由卢绪章(右四)陪同的包玉刚家人。/资料图片

　　卢绪章还有另一个不为人所熟知的身份，那就是“世界船王”包玉刚的“三阿哥”，即包玉刚妻子黄秀英的三表哥。早在抗战时期，卢绪章的任务之一就是将海外华侨捐赠的黄金和美元兑换成国统区法币，而在国民党工矿银行就职的包玉刚就是主要的承兑人。

　　尽管当时的包玉刚对卢绪章共产党员的身份毫不知情，但这位“三阿哥”的眼光和气魄令他很是钦佩。上海快解放前，卢绪章曾对包玉刚说道：“我看你最适合去香港做生意，赚了钱，也一定有机会为国家做事!”正是因为这句话，包玉刚终于下了决心举家迁往香港，发展成赫赫有名的“世界船王”。

　　卢包两家感情甚笃，交往更密。在卢贤栋的家中，至今仍珍藏着两家人珍贵的合影。1978年秋天，居港近30年的包玉刚正是在卢绪章的感召与牵线下，登上了飞往北京的飞机，受到邓小平的亲切接见。由于卢绪章的促成，包玉刚投身祖国旅游事业，1981年7月，他把1000万美元的支票直接交给了邓小平，在北京兴建了兆龙饭店。

　　20世纪80年代，香港回归祖国的工作排上了中央重要议程。邓小平多次向包玉刚阐述“一国两制，港人治港”的伟大构想，令包玉刚心潮澎湃，积极参与中英关于香港问题的谈判。此后他经常奔走于北京、伦敦和香港之间，与各方频频接触联络。特别是在中英谈判陷于僵局时，正是包玉刚充当“润滑剂”出面斡旋，邀请戴卓尔夫人以非官方形式访问上海并参观“世谊号”，使谈判出现了转机。

　　南迁广大华行 与港结下不解之缘

　　图：一九八七年，卢绪章(左二)与宁波市政府领导一起拜访董建华(左一)。/受访者供图

　　解放前夕，因身份逐渐暴露，为了保全企业，也为了适应国民党政府向广州、台湾转移的形势，党中央决定将广大华行业务重心向香港转移，长期隐蔽下去，卢绪章根据周恩来指示在港主持工作，同时为广大华行与华润公司合并做好准备。

　　为配合这一转移，卢绪章于1947年秋赴港筹设了南洋商业银行，银行后于1949年移交中国人民银行。另一方面，民安保险也按计划迁移来港。早在1943年4月，为进一步提高广大华行的经济能力和社会地位，卢绪章在重庆创办民安保险公司，抗战胜利后又东迁上海、扩大经营。1949年10月1日，由香港分公司另行改组成立的“香港民安保险股份有限公司”于共和国诞生之日开业，为国家赚取大量外汇。

　　1949年3月，中央决定将广大华行与华润公司合并，广大华行向华润注资500万港元，华润公司实力得以壮大。广大华行资产清理后，上交组织近200万美元，加上1949年初送交组织的100万美元，卢绪章等人已将全部身家悉数上交。

　　在港主持工作期间，妻子毛梅影和其他四个子女早已随卢绪章到了香港，只有长子卢贤栋坚持要留在上海读高中。卢贤栋回忆到：一天在课堂上一个陌生人拿了张纸条到他面前，打开一看，认出是父亲的字迹，“见字随此人走”。卢贤栋连宿舍也没来得及回，便被径直带上了飞往香港的班机，他这才意识到父亲可能从事着一项十分崇高的事业。

　　卢贤栋至今仍记得一家人在香港团聚时的喜悦。那是1948年的圣诞之夜，在香港依山傍海的一家豪华公寓大厅，灯红酒绿，轻歌曼舞，卢绪章夫妇在这里接待了三四十位来宾。他们中有广大华行的客户，也有国民党中统CC派来香港的人员，为攀上卢绪章这位“百万富翁”极尽奉承。殊不知，这场盛宴名为“圣诞派对”，实为卢绪章掩人耳目协助民主人士离港的“告别会”。当圣诞午夜的钟声敲响，宾客尽兴而归，卢绪章和第三批离港北上的爱国民主人士乘上了轮船，经大连转往河北西柏坡党中央驻地，迎接解放。

　　到了晚年，卢绪章亦不遗余力来港组织“宁波帮”回乡建设。宁波是全国着名的侨乡，有三十多万宁波籍人士旅居在海外六十七个国家和地区。卢绪章首先做的就是“世界船王”包玉刚和“影视大王”邵逸夫的工作，包玉刚欣然捐资2000万美元创办了宁波大学。此后，大批海外“宁波帮”知名人士先后踏上回乡之路，为宁波经济建设作出巨大贡献。

　　卢绪章生平

图：1943年，广大华行成都分行门市部开业，左起为陈鹤、张军光、卢绪章、张平。/受访者供图

　　1911年6月

　　生于浙江鄞县

　　1933年

　　与他人合办广大华行，经营进出口贸易

　　1937年10月

　　加入中国共产党

　　1940年7月

　　广大华行迁往重庆，受周恩来单线领导，作为地下组织为党筹措经费

　　1947年秋

　　广大华行南迁香港

　　1950年-1952年9月

　　任中国进出口公司经理

　　1952年9月-1969年

　　历任外贸部三局局长、外贸部部长助理、外贸部副部长

　　1978年-1979年8月

　　任国务院侨办党组成员、华侨旅行社社长

　　1979年8月-1981年

　　任国家旅游总局局长、党组书记

　　1995年11月8日

　　在北京逝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