图：邹兆麟帮助国企在资本市场腾飞跃进的同时，也目睹内地城市基建的突飞猛进。图为邹兆麟与父亲、儿子祖孙三代合影。/受访者供图

　　上世纪80年代初，正在香港读中学的邹兆麟第一次接触到“中国共产党”这个名词；大约13年后，念港大中国历史出身的邹兆麟机缘巧合地开始聚焦国企在港上市的法律事务；又过了13年，也就是2008年，这位律师携妻带子定居北京；时光荏苒，再一个13年后，邹兆麟面对大公报的采访镜头，感慨万千，“几十年来，我见证了中国企业走出去的波澜历程，自己也从一个不谙世事的青涩学子，变得对祖国有了更加深切的理解。”邹兆麟强调，如果没有中国共产党，中国怎么能够在今天傲立于国际舞台？毋庸置疑，是共产党，为中国开辟了一个新纪元。/大公报记者 张宝峰

　　见到邹兆麟时，他刚刚从新疆返回北京。这一次，他在大西北足足待了9天，乌鲁木齐和伊犁让他印象深刻。“1999年，正值西部大开发的启动阶段，我曾经跟随一个专家考察团访问过新疆。20多年过去了，天山南北的变化真是太大了，不仅城市的基础设施非常完备，百姓的精神面貌也好。”邹兆麟边说边翻找手机相册，长河落日，民生欢洽，他说自己并没有专业的拍摄技术，但随手一拍，就是大片。

　　中企已处执牛耳地位

　　邹兆麟是史密夫斐尔律师事务所合伙人、北京代表处主管。帮助内地国企在香港上市，以及并购海外资产，都是这家律所的核心业务，也是邹兆麟最拿手的专业。从业二十余年来，邹兆麟先后参与中石化、中海油、中国建设银行、中国招商银行、神华能源等数十家公司的上市项目。可以说，邹兆麟亲眼见证中国企业“走出去”的波澜历程。

　　1990年代初期，正是内地国企面向国际资本市场的启蒙期。当时，邹兆麟曾参与南京熊猫公司的上市业务。“平心而论，那时候国企对国际市场的认知水平是不足的。当时，如果在工作团队或谈判桌上加入一个‘老外’，中国企业就会觉得很牛。进入2000年以后，受惠于国家改革开放和重视人才培养的硕果，中国企业和人才的水平大大提高，我们完全能够直接用英语和国际投资者沟通并进行竞争性谈判。”邹兆麟说，如今，中国企业在诸多方面都已经处于执牛耳的领导地位，这正是国家强大的明显体现。

　　牵线中国血统“北京鸭”回国

　　过去20多年中，邹兆麟操作了许多经典案例和项目。但他最自豪的却是一笔非常独特的交易：2017年，他代表中信农业和首农股份从英国人手中买回在八国联军时期流落西方的具有中国血统的“北京鸭”的基因。“这对于一个念历史的人来说特别有意义。”邹兆麟说，那一次，自己真正感觉为国家争了光，为民族出了力。

　　尽管已是蜚声业界的律师，事实上邹兆麟并非法学院科班生。1989年，邹兆麟毕业于香港大学中文系（1980年代香港大学的历史课程均放在中文系）。在同学们纷纷就读金融、法律等热门专业的背景下，邹兆麟的选择绝对是另类。“我当时忐忑地问了爸爸的意见，他只说了一句话──中国人应该懂中国的故事。”

　　也正是在进入大学前，邹兆麟第一次从课外读物上接触到“中国共产党”的概念。“我的大学老师是研究香港工运的专家，他为我们详细讲解海员大罢工、省港大罢工的故事。每一次，我都听得入迷。”邹兆麟说，得益于大学的历史课，自己真正补上对共产主义的认知。

　　在邹兆麟看来，一百年前，共产主义在中国绝对是一个非常国际化的新鲜事物。陈独秀等青年人也慧眼独具，看准这条能够指引中国未来的道路。“试想一下，如果没有中国共产党，中国怎么能够从任人欺侮的状态中摆脱出来？又怎么能够在今天傲立于国际舞台？毋庸置疑，是共产党为中国开辟了一个新纪元。”

　　这些年，邹兆麟几乎走遍了内地主要城市。在帮助内地国企在资本市场腾飞跃进的同时，他也目睹内地城市基建的突飞猛进。“我觉得中国共产党的治理就像高铁一样，从来都有一个明确又长远的规划，就像那稳固地通向远方的铁轨，不管内外环境、人事物事怎么变化，中国发展的规划和轨迹都是稳定的。一个规划就像一条铁轨，全国上下的规划合起来，共同构成了一个漂亮的中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