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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物志丨追忆报业巨擘胡政之:矢志办报报国的一生

2022-06-10 04:25:09大公报 作者:张宝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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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1948年,胡政之(前排右一)、马廷栋(前排左一)在香港浅水湾,与当时香港《大公报》骨干合影留念。前排中间为费彝民,第二排左一为李侠文。

  一部新闻史,半部在大公。在《大公报》历史上,胡政之是一个不能绕过的名字。从主持“英记大公报”,到创办“新记大公报”,从与吴鼎昌、张季鸾组成“三驾马车”驰骋报界,到孤身一人独擎大公,胡政之的从业史,不仅与《大公报》的发展史密不可分,更真切折射出时代之变幻与国运之浮沉。近日,大公报记者对胡政之孙女胡玫、外孙王瑾进行了独家专访。透过两位老人的忆述,回首两甲子报史,追忆一代报人。

  1902年,英敛之在天津创办《大公报》。那一年,年轻的胡政之正在安庆高等学堂接触中西方的文化精粹。14年后,风云际会,“二之”相逢:49岁的英敛之遇见了27岁的胡政之。两人一见如故,胡政之即时成了大公报记者。

  此后的四年中,胡政之不仅采写了大量的新闻,还大胆地对报纸的内容和形式提出全方位的改革意见。正因其卓越的新闻才华,胡政之很快便被英敛之聘为大公报经理兼总编辑。这段时间,对于张勋复辟、第一次世界大战等国内外大事,胡政之主持下的《大公报》都进行了及时详尽的报道。他还顺应时代潮流,增设传播新思想的教育、文化、经济等专栏。很快,《大公报》又重新赢得了创办时的声誉。

  巨笔如椽 针砭时弊

  1926年,踌躇满志的胡政之又与吴鼎昌、张季鸾一起,创办了新记大公报,“报业三巨头”一起带领《大公报》迈入了发展的辉煌期。再后来,吴鼎昌退出,张季鸾病逝,《大公报》管理层只剩下胡政之一人。但他仍以高超的经营才能、遒劲的文思笔力,不断提升《大公报》的新闻报道水准和国际影响力。

  “在《大公报》所有报人里,祖父是从业时间最久的一个。”胡玫回忆到。

  对于《大公报》的“三驾马车”,世人常认为:吴鼎昌提供资金,张季鸾主持笔政,胡政之总揽经营。“外祖父虽然负责经营管理,但事实上,他一直在写文章,可以说是笔耕不辍。”王瑾说。

  “听《大公报》的老报人讲,祖父每天上午处理广告、发行事务,下午参加编辑会议,布置记者采访;晚上则与吴鼎昌、张季鸾碰面,纵论时事,交流观点。在这些例行事务的间隙,祖父往往会亲自动笔撰写社评。”胡玫说,“因为要统筹报社发展全局,据说祖父每天都要工作12个小时以上。”

  胡政之从小就拥有极好的语言天赋,后来更是精通多国语言。每天,胡政之都要拿出专门时间浏览大量的国内外报章,得益于扎实的多语种功底,国际时事评论也成了胡政之最热衷的写作题材。

  宁肯一死 决不降日

  作为报社领导,胡政之向来不苟言笑。据大公报老报人回忆,他们对胡政之都是“又怕又敬”。“怕”是因为胡政之对文章水平要求极高,对报社的规矩纪律也要求严明。“敬”则源于胡政之强烈的担当精神和对员工的深切爱护。

  “1933年9月,也就是九一八事变两周年的时候,祖父指令记者写一篇纪念国耻日的文章。文章发表后,立即惹得当权派大为光火。”胡玫说,当时军阀找到报社,胡政之挺身而出,把所有事情揽于一身,跟着兵丁去“喝茶谈话”。“当时同事们都特别害怕,以为胡老板出事回不来了,结果没多久,祖父就返回了报社,并且十分淡然对同事们说了一句──没事了。”

  1937年,抗日战争全面爆发。《大公报》在上海的报馆也处于风雨飘摇之中。“祖父当时审时度势,决定请张季鸾先生先行一步,去相对安全的长沙开辟新的舆论场,而他自己则选择在动荡中坚守到最后一刻。”胡玫说。

  彼时的《大公报》,在胡政之的主持下,因为始终秉承客观真实的报道理念,于是立即成为日本人的眼中钉肉中刺。“父亲跟我讲,有一次,日本人直接闯进报社要逮捕祖父,当时祖父却表现得非常平和。事后才知道,当时祖父已经暗暗在衣兜里藏下了硬币,做好了吞币自杀的准备,危急关头,宁肯一死,也决不投降。”

  文人风骨 报人精神

  那一段时期,战火纷飞,《大公报》也数度易址。“后来,报社在重庆安顿下来后,祖父认为报社已经有了稳定的后方,还应该有发展的前线。”胡玫说,“早在那个时候,祖父就已开始筹划在香港设立分支机构,并作为《大公报》连通国内外的桥头堡。”

  “在祖父的心里,《大公报》一定要扩大,要办在各个地方,把自己的声音传播出去。”胡玫说,抗日战争胜利后,祖父特别兴奋,还表示要把《大公报》办成一个报业托拉斯,还有办到美国去,让全世界都听到中国的声音。只可惜,因为积劳成疾,祖父的身体开始每况愈下。

  在胡玫心中,胡政之始终有一个清晰坚定的形象,“我觉得祖父一生理想和行动的核心就是:文章报国。爱国、救国、报国,其实也是那个时候许多知识分子的共同特点。祖父干事业的动力也皆源于此。这是我一直以来的认识,作为胡家后辈,我们也力求将这种情怀传承下去。”

  1949年4月14日,病魔带走了胡政之,一代报业巨擘就此陨落。但他的精神与风骨,却长存在中国新闻史上。他的理念与梦想,也随着这份120岁的大报而一直传延未绝。

  并世无两

  中国新闻史学泰斗方汉奇曾说过:“胡政之有着中国新闻界‘并世无两’的经历。”方汉奇先生所指,正是胡政之一生中最为荣耀的两次经历。

  1919年,胡政之作为唯一的中国记者,采访了第一次世界大战后战胜国举行的巴黎和会,这也是中国记者第一次采访重大的国际事件,胡政之因此也被誉为“采访国际新闻的先驱”。1945年,联合国成立大会在美国旧金山举行,胡政之以中国新闻界代表的身份,作为中国代表团成员参会,并在《联合国宪章》上签字。

  提携后辈 成就英才

图:胡政之(左二)率《大公报》同人由香港赴桂林途中。

  胡政之之所以在《大公报》历史上,乃至在中国报业的历史上,都享有崇高声望,备受业界敬重,这不仅因为他为了这份报纸奉献了全部的心血,还在于他对报界新人的无私提携。

  著名文学家萧乾在青年时期,曾经被胡政之慧眼识才,招致《大公报》,从事新闻采写工作。后来,萧乾收到了剑桥大学的奖学金,得到了赴英留学的机会。可天不佑人,在临行之前,萧干的奖学金却被盗走。一心爱才的胡政之当即出面,为萧乾补贴了这笔钱。

  “1943年,祖父曾随政府访问团去到英国,当时他专门去剑桥看了萧乾。”胡玫和王瑾在《回忆胡政之》一书中记述到,当时萧乾正准备继续在剑桥攻读学位,但胡政之却给出了不同意见。“祖父判断,欧洲不久将起战事,他奉劝萧乾,抓住这个宝贵机会,做一名战地记者。”后来,恰如胡政之所料,第二次世界大战战火燃起。《大公报》也在二战中的欧洲开辟了一个办事机构。萧乾后来也表示,“胡先生改变了我一生的命运。”

  这样的事情,在胡政之的从业生涯中可以说不胜枚举。发现有同事创作了一组有关陕北的新闻报道,文笔可嘉,内容独到,胡政之便兴致大发,主动出面编辑成书,予以鼓励。这位当年的小记者就是后来名震中国新闻业的名记范长江。

  “在祖父的一生中,他一方面成就了这份报纸,另一方面也成就了众多的同仁。”胡玫说。

  胡政之启发金庸办报

  1948年,大公报在香港复刊期间,有一次吃饭,胡政之曾对金庸等年轻报人讲,“报纸的任务是教育读者,以正确的道路指示读者,我们决不能为了争取销路、迎合读者的心理而降低报纸的水准、歪曲真理。”金庸后来曾说,“这位伟大的报人对于一个年轻的新闻工作者生活与学习上所发生的影响是极其深远的。我常常想起他那些似乎平淡无奇其实却意义精湛的话来。”

  后来,胡玫、王瑾编辑出版《回忆胡政之》一书时,金庸还专门题写“名言谠论,终身受益”(见上图),以表达自己对胡政之先生的敬仰与缅怀之情。

  胡玫:最喜欢祖父的讲话和通讯

  为了向世人还原一个立体的胡政之,也为家族后辈更好地纪念,胡玫与王瑾花费数年之功,跑遍了北京与四川的图书馆,最终将胡政之所写的多数文章搜集整理成了《胡政之文集》。“祖父的文章涉及面非常广,我尤其喜欢其中的讲话和通讯。”胡玫举例说,祖父有一篇名为《自由与正义胜利万岁》,这篇讲话写于1941年,当时抗日战争正处于异常焦灼和艰难的时期,祖父在这篇文章里用极富感染力的语言鼓舞人们提振信心、战胜困难。1945年,祖父还曾应美国一家广播电台之约,撰写了一篇名为《世界是进步的 和平必须成功》的讲话,也在海外产生了重要影响。

  胡政之视域极广,采访的脚步也踏遍了四面八方。他每到一地,都会用精心的笔触记录下自己的所见所感,这些通讯形式的游记也成了《胡政之文集》中备受瞩目的一个类别。“祖父的这些游记,既让中国的读者开阔了视野,也打开了一扇世界看中国的窗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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