图：抗战期间，《大公报》重庆版员工在战火中工作，坚持出版。

　　张季鸾病逝后，王芸生继任《大公报》总编辑。在他的主持下，报纸的言论更加犀利有锋芒。王芸生认为，记者应有“是非之心，羞恶之心，恻隐之心，奖善惩恶逾法官，济弱扶倾如义侠。”他自己也正是这么做的。

　　1942年，河南大旱，饿殍遍野，甚至“人相食”。1943年2月，《大公报》发表了记者张高峰深入灾区采写的《豫灾实录》，揭露了河南的惨状。王芸生悲愤填膺，提笔写下社评《看重庆，念中原！》。

　　社评痛斥：“灾荒如此，粮课依然，县衙门捉人逼拶，饿着肚纳粮，卖了田纳粮。忆童时读杜甫所咏叹的‘石壕吏’，辄为之掩卷太息，乃不意竟依稀见之于今日的事实。”“河南的灾民卖田卖人甚至饿死，还照纳国课，为什么政府就不可以征发豪商巨富的资产并限制一般富有者‘满不在乎’的购买力？看重庆，念中原，实在令人感慨万千！”

　　蒋介石读后勃然大怒，勒令《大公报》停刊三天。但为民请命的《大公报》，却因而销量大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