图：“利记轮渡”牌匾正后方第一栋楼的位置，即是武汉宝润里二号的《大公报》汉口馆旧址。\大公报记者张帅摄

　　位于武汉中心地带的江汉路步行街，每天人流如织，熙熙攘攘，穿过街道两侧林立的中西建筑，在距离这条著名商业老街约500米的里弄小巷，油漆脱落、墙面斑驳的大公汉口馆旧址安静伫立。从1937年9月18日创刊至1938年10月17日停刊，抗战中“颠沛流离”的《大公报》曾落脚汉口特三区湖北街宝润里二号，历时十三个月。

　　1937年，日军攻陷天津后野心不减，旋又谋霸占上海，位于华中的武汉成为了全国的抗战中心。当年9月18日，在“九一八”事变六周年纪念日，《大公报》汉口版创刊出版，创刊号接续天津版停刊时的编号，为“12262号”。国难之际，《大公报》汉口版在武汉的发行并不容易，存在缺纸和缺乏资金等多种问题，如在汉出版的声明中所称“现时在汉出版，设备简陋，一切不彀（够）用”，因纸料奇缺，不得不“每日只出一大张”。

　　没有一个字对抗战前景动摇

　　“作为独立营业的民间报纸，《大公报》尽管自身生存逆境中，仍然积极进行抗战宣传。”华中师范大学新闻传播学院副教授张继木指出，《大公报》不遗余力为中国军民抗战胜利鼓与呼，像1938年4月台儿庄大捷次日，主持汉馆的张季鸾就撰写社评《台儿庄胜利以后》，将这一振奋人心的消息提高到中国军民“抗战必胜”的精神高度，并且还叮嘱“这并不是最后决战”，呼吁坚持长久的抗战，“一直胜到恢复一切失土”。

　　中国新闻史学界泰斗方汉奇曾撰文指出，当时以汪精卫为首的亲日派在武汉组织了一个“低调俱乐部”，散布“抗战必亡”的悲观论调。为坚定广大军民的抗战信念，《大公报》连续发表了多篇社评，不断申述“一心抗战”的观点，在整个抗日战争期间，抗战到底的态度始终十分坚决，“言论中没有一个字对抗战的前景发生动摇”。在落脚汉口的一年零一个月时间里，《大公报》为抗战竭力宣传，尽声呐喊。武汉失守后，《大公报》不得不撤往重庆。在汉口的最后一期版面上，编辑部写下这样一段文字：“我们这一年多，实在无成绩，但自誓绝对效忠国家，以文字并以其生命献诸国家，听国家为最有效的使用。今后到了重庆，而心神却在大别山边，在鄱阳湖上。同样的，在江南，在塞北，在淮上，在粤东，我们永远与全国抗战军民的灵魂在一起。”\大公报记者张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