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南政法大学新闻传播学院院长蔡斐著有《重庆近代新闻传播史稿（1897-1949）》一书（下简称《史稿》），书中写道：“《大公报》作为一张民间报纸，在抗战时期立言为公、文章报国，始终把国家的命运，民族的命运放到首位。”蔡斐认为，《大公报》超越了“文人办报”的局限性，以笔为枪，报国有为。

　　“报馆被炸塌多少次，就站起来多少次。报纸也活下来了。这是中国新闻界自强不息的体现。”蔡斐慨叹，“《大公报》所获的密苏里大学新闻学院颁发的‘密苏里荣誉奖章’，是民国时期中国报纸的最高荣誉，可以看成是‘学院版’的普立兹奖。”蔡斐认为，这说明了《大公报》得到国际认可，被西方新闻学界树立为标杆旗帜。中国新闻业在抗战背景下生存发展，也铸造了一种新的辉煌。\大公报记者 韩毅

　　“1938年12月1日，《大公报》离开汉口，迁渝出版。在离开汉口的最后日子里，王芸生在社评中称：‘我们自誓绝对效忠国家，以文字并以其生命献诸国家，听国家作最有效率的使用，……我们永远与全国抗战军民的灵魂在一起。’1939年4月15日《大公报》在社论《报人宣誓》中说：‘我们誓本国家至上民族至上之旨，为国效忠，为族行孝，在暴敌凭凌之际，绝对效忠于抗战。’爱国之忱，溢于言表。”蔡斐研究认为，《大公报》以笔为枪，为国家做出了很大贡献，发表了很多关心人民疾苦的言论，例如连载《豫灾实录》的通信，并配发《看重庆，念中原》社评，饱含人民情怀。

　　国家存亡之际 文脉不断

　　《史稿》统计数据表明，在《大公报》“星期论文”延续的15年期间，来自实业界、金融界、科学界等的逾200位作者，发表各类评论文章750多篇。论题主要有两类，一是痛斥敌寇、分析敌情、坚持抗战、呼吁全民族投身于抗战伟业；二是揭露抗日战争进入相持阶段后，大后方物价飞涨、经济破产、民不聊生。受战局所迫，知识精英们纷纷利用专业知识，对国内外重要问题进行较为全面而深刻的分析，并提出自己的主张。他们忧国忧民，观点深刻，言论在当时产生了重大影响。

　　“1944年10月8日，《大公报》发表了英国学者拉斯基的《对于中国胜利展望的一些感想》。从这天开始，‘星期论文’开始接纳外国学者。接着，发表了四位英国学者的论文，还翻译了一位日本人的论文。这是《大公报》准备‘走向世界舆论舞台的尝试’。”蔡斐介绍，有评价说，在全面抗战期间，《大公报》的“星期论文”专栏几乎成为抗战期间国内独树一帜的、具有最高认识水准和理性风度的自由主义思想园地。在战时紧急背景之下，《大公报》推出的“星期论文”于国家有益，内容选题宽泛。在国家陷入战争、生死存亡关头，文脉没有断，这正是《大公报》对中国知识界的伟大贡献。

　　1941年4月，一封越洋信函抵达战火中的重庆报馆。密苏里大学新闻学院赞誉：“《大公报》刊行悠久，代表中国报纸。”“在中国遭遇国内外严重局势之长时期中，《大公报》对于国内新闻与国际之报道，始终充实而精粹，其勇敢而锋利之社评影响于国内舆论者至巨。”“《大公报》自创办以来之奋斗史，已在中国新闻史上放一异彩，迄无可以颉颃者。”《史稿》介绍，1941年《大公报》获得密苏里新闻奖，是彼时国际新闻领域的最高奖项，这是中国报纸第一次获得最佳报纸称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