图：1938年8月13日，《大公报》香港版创刊。图为1939年春节，胡政之（二排左四）、张季鸾（二排左五）与香港报社同人合影。

　　8月13日是“八．一三淞沪会战”的纪念日，同时是《大公报》香港版创刊纪念日。1937年8月13日，日本侵略军向驻守在闸北宝山路及八字桥的中国保安部队发起了进攻，“八．一三”淞沪会战爆发。一年后的1938年8月13日，《大公报》香港版创刊，编号继沪版。这张始于津门的报纸，由于抗战义不受辱，绝不投降，不断南下，几经播迁，落脚于香港，自此与香港结下不解之缘。

　　香港《大公报》记录了香港的发展与变迁。香港《大公报》秉持“忘己之为大，无私之谓公”的宗旨，立言为公，文章报国，始终为国家的发展进步和香港的繁荣稳定鼓与呼。\大公报记者 孙志

　　抗战全面爆发，天津、上海相继陷落，《大公报》天津版、上海版分别于1937年8月5日、12月14日停刊。《大公报》上海版在社评《不投降论》表达了大公报人对国家的诚挚情感：“到今天，我们所能自勉，兼为同胞勉者，唯有这三个字｜不投降。”

　　胡政之亲自领导 在港创设基业

　　此后，张季鸾率曹谷冰、王芸生等相继创办汉口版和重庆版，胡政之率金诚夫、徐铸成等先后创办《大公报》香港版和桂林版。抗战期间，《大公报》辗转迁徙，财产损失严重，但由于经营管理得法，报馆仍获长足发展，渝版、港版、桂版一度同时发行，在规模和舆论影响力上，国内报纸难望其项背。

　　誓言不在日寇占领下出报的报馆一个接一个被委弃。在整个抗日战争时期，《大公报》共赴国难，曾历经六次播迁。胡政之审时度势，做出在香港开创一方天地的决定。因为，无论是从国家民族利益着想，还是从报馆自身发展来讲，他都必须另辟蹊径，创建新的基业。

　　据《〈大公报〉百年史》记述，1937年底上海沦陷后，交通阻隔，《大公报》有一批从国外订购的卷筒白纸积压在广州、香港。于是，胡政之派张蓬舟南下香港，一方面负责卷筒纸的转运，一方面顺便了解香港中文报纸的发行情况。张蓬舟到港后，很快完成了胡政之交办的任务。不久，胡政之、张季鸾相继飞港进行实地考察，并对在港办报的可能性予以了论证：香港地处南疆，环境生疏，适应困难，营业上没有把握，亏损在所难免；但它属英国统治，只要英、日不宣战，香港暂时会是一块淨土。斟酌再三，胡政之、张季鸾最终还是决定在香港创建《大公报》新的基业。决策之后，张蓬舟留港着手港馆的筹备工作。

　　上海抗战一周年 港版面世

　　根据胡政之的要求，张蓬舟首先办理了立案手续，然后租定了馆所。但由于受到英国法律的牵绊，筹备工作进展仍较迟缓。1938年3月，胡政之率领杨曆樵、李纯青等人赶赴香港，亲自领导港馆的建设。

　　1938年8月13日，即上海抗战一周年纪念日，《大公报》香港版终于与港粤人士见面了，编号继沪版。当日出版八个版，港馆地址为香港皇后大道中33号三楼。人员设置为：胡政之主事，许萱伯任经理兼编辑主任，杨曆樵任翻译主任，李纯青任日文翻译兼写社评，萧乾任副刊主编。

　　在当日社评《本报发行香港版的声明》中指出，“我们是天津报。十几年来，南华同胞，本来给过我们不少的援助。民二五，北方外患日急，我们移总公司于上海，发行上海版。去年卢沟桥之变后，平津沦陷，我们义不受辱，天津报自动停刊……上海报则撑持至沪市沦陷以后，终因拒绝非法检查而停刊。这是去年十二月十四日之事。在这一年的民族神圣自卫战之中，我们在津在沪的事业，都玉碎以殉国。”社评续指出发刊香港版的原因，“自今天起，我们兼发行香港版。此事筹备，已历数月，今天纔得与粤港同胞相见。我们此举，纯因广东地位，异常重要，中国民族解放的艰难大业，今后需要华南同胞努力者，更非常迫切。所以我们更参加到粤港同业的队伍里面来，想特别对于港粤及两广各地的同胞，与南洋侨胞，服务效劳，做一点言论工作……倘承各界同胞鼓励着，教导着，使本报在南华全体同胞为国奋斗的伟大过程中，能尽一点力，能留一点印象，我们就不胜光荣之至了。”

　　另一篇题为《八．一三一周年》的社评呼吁：“大家今后，要更团结，更牺牲，更勤奋工作。一年来我们百万战士以流血得来的新中国的基础与荣誉，要靠全体同胞，以血，以汗，以团结精神，以组织力量，继续保持，以求最后胜利！而我们必须这样，纔对得起殉国英灵，也纔不算虚度今天八一三的伟大纪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