图：费奇半生在中国度过。图为毛泽东在延安会见费奇（左）。

　　1938年1月，费奇将马吉拍摄的胶片成功自南京带到上海后，立即与田伯烈一道剪辑、制作影像。1967年，费奇在台湾出版了《我在中国八十年》，书中第121页，费奇记录了自己冒险将马吉影像带出南京的经历。

　　费奇回忆说：“上海霍利斯．威尔伯的一封电报（事先安排好的）说：‘23日前到上海。’有了这个，我终于拿到了再次离开的许可证，第二天早上6点40分，我乘坐日本军列前往上海。在三等车厢里，我挤在了一群士兵中，这群士兵的难闻程度令人难以想像，我有点紧张，因为我的驼毛大衣衬里缝着八卷16毫米的暴行事件电影胶片，其中大部分是在大学医院拍摄的。当我们到达上海时，我的行李无疑会被军方仔细检查。如果他们发现了这些胶卷，会发生什么？幸运的是，它们没有被发现。我一到那里，就立即把它们带到柯达公司进行加工。大部分画面是由美国圣公会传教士约翰．马吉拍摄的……影像是如此可怕，只有亲眼看到才能相信。柯达公司员工为我匆匆做了四套拷贝，当然，我被要求在美国社区教堂和其他一两个地方放映这部电影。”

　　不过，经历史学者考证，费奇晚年的回忆有误差。他在南京陷落后，第一次去上海是在1938年1月29日乘坐英国炮艇“蜜蜂”号赴沪。2月12日，费奇乘坐美国军舰“瓦胡”号又回到南京。2月20日，他第二次到上海，这次乘坐的交通工具才是火车，但马吉胶卷底片是他第一次离开南京时带到上海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