图：哈达铺红色邮局内展示多款《大公报》相关邮品。/大公报记者郭涛摄

　　80年前的1945年9月，中国人民取得了14年抗战的伟大胜利。而90年前的1935年9月，长征途中的中国共产党和工农红军，实现了伟大转折——根据从《大公报》上获得信息，作出了“到陕北去”的战略抉择，找到了落脚点，为北上抗日、为中国革命的胜利，奠定了基础。这就是著名的“一张报纸定乾坤”，秉持“立言为公，文章报国”的《大公报》，改写了历史。这看似偶然的事件，却有其深刻的内在必然逻辑。

　　1935年9月18日，也就是九一八事变四周年的当天，红军长征抵达甘肃小镇哈达铺。在这里，红军得到了宝贵的补给和休整，而更重要的，在当地发现的《大公报》等一批报纸，让中共中央领导人，了解到了陕北的革命情势。

　　由“北上”明确为“到陕北去”

　　当时在中共中央“负总责”的张闻天，在哈达铺期间所写的“读报笔记”里，详细摘录了《大公报》在1935年七八月间关于陕北红军刘志丹以及红二十五军徐海东的相关新闻报道。原中共中央党史研究室出版的《张闻天年谱》指出：“笔记将天津《大公报》上所披露的红军在陕甘活动和陕北革命根据地的情况详细摘录并进行分析，在此基础上透露了中央率领陕甘支队落脚陕北的意向。”1996年，《人民日报》发表了四位陕西籍老革命的联名文章，亦明确指出：“1935年9月21日，毛主席在甘肃哈达铺缴获敌人的天津《大公报》上得知：‘全陕北23县几无一县不赤化’……”

　　9月22日，毛泽东在哈达铺召开的陕甘支队团以上干部会议上明确提出：“民族的危机在一天天加深，我们必须继续行动，完成北上抗日的原定计划。首先要到陕北去，那里有刘志丹的红军。”

　　红军的前进方向，由“北上”具体明确为“到陕北去”。这一抉择改写了中国历史的进程。在陕北站稳脚跟的中国共产党，带领人民军队，东渡黄河，在平型关大捷、百团大战及广泛开展的敌后游击战，狠狠打击了日寇的嚣张气焰。哈达铺的战略转折，发挥了至关重要的作用。而《大公报》上刊登的消息，为这一决策提供了极有说服力的依据。

　　为什么是《大公报》？

　　为什么会是《大公报》在历史关头扮演了关键角色？不夸张地说，在当时的全国性报纸里，《大公报》对陕北、对西北报道最为重视，持续刊载相关新闻。早在1934年，身为陕北榆林人的张季鸾，在回乡省亲祭扫时就写过《归乡记》，指出“现在陕北正赤化蔓延”。尽管他对革命态度有所偏颇，但亦客观指出了“就陕北说，这几年民穷财尽，官贪绅劣”是原因所在。

　　也正基于对大西北的战略远见和全局眼光，1935年《大公报》全力支持后为新中国新闻事业开拓者的范长江考察西北，最终范长江《中国的西北角》轰动全国，并且成为“公开如实报道工农红军二万五千里长征的第一人”。实际上，范长江最早是将西北考察计划交给了《世界报》，但该报认为没有价值而将计划退回。

　　就在哈达铺会议之前不久，范长江在《大公报》发表的《岷山南北剿匪军事之现势》，分析红军“最有利的出路”，可能是“转陇南以出陇东，会合徐海东，更北接通陕北刘志丹，进入宁夏及陇西甘凉肃一带。”周恩来后来在会见范长江时称赞：“我们惊异你对我们行动的研究和分析。”当然，限于当时的交通条件，刊载范长江这篇文章的《大公报》，当时还没有抵达哈达铺。但七八月间《大公报》有关陕北的相关报道，对红军和毛泽东来说，已经是极为稀缺的“情报”。

　　这些内容，与红军既定的“北上”方针相契合，而又提供了一个最有战略价值的选项，万里长征与北上抗日、建立根据地与全民族抗战，紧密联系在一起。陕北成为长征的落脚点，又成为抗日的出发点。以此为基石，中国共产党整合革命力量，发挥中流砥柱的作用，为十年后的抗战胜利奠定了坚实基础。《大公报》看似无心插柳，实则正是基于“立言为公，文章报国”、敏锐把握大势的远见，才做到了“柳暗花明又一村”。“一张报纸定乾坤”，也就水到渠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