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31年9月18日下午，大公报记者汪松年从北宁（天津）铁路局局长高纪毅那里得到消息：“沈阳来电，日军调动频繁，景象异常，可能要出事。”于是，汪松年一直守候在铁路局。时任大公报总编辑张季鸾指示报社的王芸生、徐铸成留守编辑部，随时接听汪的电话。

　　19日凌晨1时，铁路局接到沈阳电话，说日军在柳条湖开火了。汪松年马上给编辑部打电话，口述了一条简短的消息。此时，《大公报》要闻版已经截稿，张季鸾立刻决定抽掉一小段，补进这条消息，并为这条消息写了标题──《最后消息》。

　　原载于1931年9月19日《大公报》的《最后消息》全文如下：据交通方面得到报告，昨夜11时许，有某国兵在沈阳演习夜战，城内炮声突起，居民颇不安。铁路之老叉道口，亦有某国兵甚多，因此夜半应行通过该处之平吉火车，当时为慎重起见，亦未能开行。\大公报记者于珈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