图：1933年9月18日，《大公报》刊登特派记者陈纪滢采写的“九一八纪念特刊”。

　　从“九一八事变”独家报道开始，《大公报》迅速制定了“明耻教战”的编辑方针。事变发生后的第三天，胡政之、张季鸾召集编辑会议，会上，张季鸾严肃地宣布了两项决定，一为“明耻”，一为“教战”。所谓“明耻”，就是尽快开辟专栏，记载自1871年中日两国签订《中日修好条规》至1931年“九一八事变”发生，其间发生的重要事件，帮助读者了解甲午以来的对日屈辱史，栏目名称定为“六十年来中国与日本”，并指定王芸生专主其事。而所谓“教战”，就是在《大公报》开辟“军事周刊”，邀请军事专家蒋百里筹划，向国人介绍军事常识。

　　专栏连载两年半 无一日中断

　　这一“明耻教战”的编辑方针，在舆论界引起强烈反响，其中，“六十年来中国与日本”专栏最受人关注。从1931年10月起，王芸生奔走于京津之间，往来于故宫博物馆和北平各图书馆，广泛搜集史料，遍查故宫文献馆。从1932年1月11日起，《大公报》隆重推出“六十年来中国与日本”专栏，每日登载一段，连续2年半之久，无一日中断。每日文前冠以“前事不忘，后事之师！国耻认明，国难可救！”读来掷地有声。后来，《大公报》将其汇编成七卷本结集出版。

　　在1932年“九一八事变”一周年之际，《大公报》在头版头条位置，发表重要纪念评论《国丧纪念之辞》，饱含对死于日军铁蹄下的中国军民的悲悯之情，同时痛斥日军罪行。版面下方，特大字号的“领土完整不容割裂！！！”向世人表达了维护家国的决心。在1933年“九一八事变”两周年之际，《大公报》特别推出《九一八纪念特刊》，登载特派记者走进沈阳、大连等地，揭露日军暴行的相关报道。\大公报记者于珈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