图：这是位于延安枣园的“五大书记”铜像，左起为任弼时、周恩来、毛泽东、刘少奇和朱德。图为小朋友在五大书记铜像前戴着红领巾，敬少先队礼。\大公报记者苏雨润摄

　　《大公报》当年为什么派了那么多记者到延安采访？这背后的驱动力到底是什么？延安大学文学与新闻传播学院新闻系主任郭小良用“爱国”二字作为解释，他将其称为《大公报》“刻在骨子里的基因”。自1902年创刊起，“爱国”二字便与《大公报》的发展紧密相连，在百年办报历程中一脉相承。

　　笔尖雄文 满怀爱国关切

　　“九一八事变”爆发，国难当头之际，《大公报》就以“明耻教战”作为挽救国难的报道方针。“特别是在抗日战争全面爆发以后，大公报人开始更加深刻地思考，中国的前途到底在哪里？民族的希望又究竟在哪里？”郭小良进一步解释，正是这份对国家命运的深切关怀，驱使着作为记者的范长江主动请缨前往西北，深入延安进行采访，试图在广袤的中国大地上寻找民族未来的方向。而那份大公报人薪火相传的爱国精神，则在他所撰写的《动荡之西北大局》中展现得淋漓尽致，字里行间满是对国家前途的关切。

　　烽火连天的岁月，大公报记者穿过硝烟弥漫的征途，奔向延安。抗日的主张，民族的希冀，在笔尖化作一篇篇雄文。毛泽东自范长江首次采访起，对《大公报》和大公报人重视有加。此后，大公报记者一次一次奔赴延安，热情讴歌这片土地，因为这里不仅仅是革命青年向往的希望之地，更是中国抗战最坚定的力量。

　　“整个抗战阶段，都能看出大公报人深深的爱国情怀，我觉得这也是《大公报》派四位记者毅然前往延安的驱动力。”郭小良颇为感慨地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