左图：民族企业家项松茂。右图：九一八事变后，项松茂在厂内组织抗日义勇军，白天管理公司业务，晚上带队训练，将企业力量与抗战需要紧密结合。图为项松茂发起的义勇军被捕时的画面。

　　在上海虹口昆山路的老宅里，项秉仁自幼在一幅遗像下成长。遗像中，眉目坚毅的男子正注视着前方─他是项秉仁未曾谋面的祖父，著名民族企业家、抗日义勇军营长项松茂。遗像两侧悬挂的对联─“平居宜寡欲养身，临大节则达生委命；治家须量入为出，徇大义当芥视千金”。这幅对联伴随了项家几代人的日常，这不单单是家训，更是项松茂一生的写照。出生于宁波的项松茂在上海创办“五洲固本皂药厂”，同时生产药品和肥皂。抗战期间，他始终坚持国货生产、抵制日货，同时在厂内组织抗日义勇军，于1932年为营救被日军抓走的职工而失踪。

　　项秉仁是项松茂的孙辈，由于祖父在1932年“一．二八”事变中遇害，他从没见过祖父，但从父辈和亲友的口述中，祖父的形象始终鲜明。\大公报记者　孔雯琼上海报道

　　项松茂出生于宁波，青年时期投身实业，在上海创办“五洲固本皂药厂”，同时生产药品和肥皂。那是一个外资垄断、洋货充斥的年代，他坚持民族立场，联合多家国货商号在报纸上发起抵制日货的倡议，在原料采购方面也优先选用国产，即便成本高昂，也拒用日本货。

　　企业力量与抗战需要紧密结合

　　早在20世纪20年代末，项松茂便筹划建设中国首家高纯度甘油厂，以打破外企在关键医药原料上的垄断。九一八事变后，项松茂组织员工接受军事和救护训练，将企业力量与抗战需要紧密结合。“我祖父威望高，组织能力强，在厂内组织抗日义勇军，当仁不让地成为营长。”项秉仁告诉记者，祖父既是总经理，也是义勇军的带头人，白天管理公司业务，晚上带队训练，“他说为了不做亡国奴，只有人人负起抗日救国的责任，政府一有号召，我誓必与各位一道奋身杀敌，与东洋鬼子决战决胜，不惜血洒疆场。”

　　“我是组织者，我必须亲自去”

　　“一．二八”事变前夕，上海已是风声鹤唳。项松茂深知自己作为民族工业的中坚力量，又是抗日救国会委员及义勇军组织者，他早已成为日军的眼中钉。战事爆发后，他带领药厂昼夜加班，为前线生产药品和物资；义勇军则在下班后接受军事训练，随时准备支援战场。

　　在这期间，日军强行闯入五洲大药房北四川路分店，逮捕了11名职工，他们同时也是义勇军战士。项松茂闻讯即赶去救人。当时有人劝项松茂可派别人先去探查，“但他认为，作为组织者，必须自己站出来。”项秉仁向大公报记者转述他从家人中听到的缘由，“我祖父表示：‘这11个人是我的职工，也是我的战士。我是组织者，我得亲自去，这和派别人去的意义完全不同。’”这种选择意味着必死无疑，但义勇军的旗帜不能倒。项松茂先后两次前去与日军交涉，第二次进入日军宪兵队司令部后，便再未归来。翌日，上海的报纸登出了“项松茂失踪”的消息。此后，他的遗体和具体遇害地点一直成为历史的谜案，宁波老家的祖坟中，留的只是一个空穴。

　　在上世纪三四十年代的上海，项松茂的名字几乎家喻户晓。“祖父牺牲后，我们家很少在外说这些事。”项秉仁向记者表示，但祖父的名字和故事总会被人们唤起。“大概是六十年代左右，曾有一位市爱国卫生委员会检查团的工作人员进家，看着祖父的遗像，沉吟良久，然后深深鞠躬；一次到同学家做客，同学的父亲在餐桌上摆出两块肥皂，说这是出自五洲厂的产品，借此谈起那段抗战岁月。”如今，项松茂的事迹成为研究上海抗战史的重要片段。在后人心中，他的价值不仅在于历史定位，更在于留下了一种可供代代守望的精神──无论身处商场还是战场，都能以家国为念，舍生取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