图：标叔一家只靠太太在街市卖杂货养家，为了悭钱，会饿着肚子到下午两、三点才吃平价粉麵。

　　搬运工黄生：在机场地勤公司做行李搬运工作的30几岁黄先生，是一家四口的经济支柱，去年因疫情受无薪假影响，收入大减，只有底薪9000元，在政府四人住户贫穷线二万元之下。“经济压力大，常与太太争执，顶唔顺，想过死。幸好太太坐完月到美容院工作，但又因疫情停工，再转到老人院做护理员‘执屎执尿’，帮补收入。”

　　他表示，在机场的工作底薪1.1万元，连加班津贴等月入近三万元，但疫情下工作量少，每月放一星期无薪假，当时大儿子读小学二年级，小儿子几个月大，他承担养家的压力沉重，耗尽积蓄。政府虽然派发一万元，机场员工享有2000元抗疫津贴，但他说，一个月买奶粉尿布及食用等，都用完津贴了，帮助不大。

　　黄先生说，整个家庭只有9000元收入，足足维持三、四个月，幸得亲友协助渡过经济难关，现在和太太收入回升至近三万元，亦因个人收入减少，可申领在职家庭津贴一万多元。他寄语面对经济困难的香港人：“一个人谂唔掂，就揾身边人帮手。”

　　为悭钱 买死鱼做晚餐

　　㓥房标叔：71岁长者标叔与50岁的太太及就读小五的女儿，同住深水埗㓥房。标叔的左眼患青光眼，已失明，靠太太到街市卖杂货养家。他说，太太月入1.5万元，去年疫情每周放无薪假一、两日，减至1.3万元，连同他领取的长者生活津贴近3600元，虽然收入仅在政府三人住户贫穷线16000元之上，但他说，“悭到死狗咁，我不吃早餐，不吃午餐，下午两、三点选深水埗最便宜的23元云吞面食，买死鱼做晚餐。”

　　标叔诉说，由于太太有收入，令家庭入息超出申请长者生活津贴资格，他只能领取生果金1400元，家庭收入突然减少2200元，一家又跌到贫穷线下。他说单是㓥房租金，每月已要近5000元，他期望早日轮候上公屋，令生活改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