图：制作大型紮作需要很大的空间，冒卓祺要把“工作室”搬到路边。\大公报记者 贺仁摄

　　【编者按】

　　“非物质文化遗产不是‘死寂的遗产’，它是有生命力的。”过去数十年，“文化遗产”的定义不再局限于文物藏品及法定古蹟，还包括传统的承袭、生活的模式，但有多少市民有感非遗是我们的文化，是生活的一部分，而不只属于表演者？

　　国家“十四五”规划明确支持香港发展成为中外文化艺术交流中心，新的环境下，能否推动香港非遗项目的发展，甚至令非遗起死回生？大公报记者走访多位学者及非遗传承人，探究属于我们的非遗。

　　复活非遗【紮作】/说起纸扎，总会给人刻板印象，是做白事吗？是香烛店的“招牌”？“紮作不是迷信，是中国人的传统文化！”

　　紮作技艺虽然在2017年已被列入首批“香港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作名录”，惟后继无人，还掌握紮作技艺的师傅全港不足30人。

　　昔日百家争鸣，每个紮作师傅都有自己的绝活，同样的紮作，一百个师傅就有一百种样式，是独一无二的艺术品，但如斯好风光，俱往矣。入行三十年的冒卓祺慨叹，“在市民眼里，这不是艺术品。你花100小时造一个灯笼，其他人可能觉得只值100元，连最低工资都无。”\大公报记者 伍轩沛

　　“欸！这个你不懂吧？大士王是盂兰盆节中会用的神像，不是纸扎公仔！”冒师傅在路边一边忙着制作大士王像，一边向小记“投诉”大众对传统的误解。紮作在传统节日庆典和民间宗教仪式中经常亮相，“以前没有什么科技产品，你想到的，无论是用的还是看的，全部可以紮出来。”

　　紮作离不开四个基础步骤──紮、扑、写、装。“四个步骤千变万化！”说着，说着，冒卓祺回忆起广府派的紮作技艺师傅──关多先生，“一样的四个步骤，关师傅紮纸人的细节真是无人可及，尤其是女性，他紮出来婀娜多姿，即使是拿来烧的，都不会随随便便，在他之后我再也没有看到其他师傅能做到这种水准。”

　　“以前要求师傅教我，现在想教都未必有人学……”

　　紮作在50、60年代最鼎盛，百家争鸣，正正是因为每一个师傅都有自己的绝活，不外传，同样是制作大士王，一百个师傅就有一百种样式，有的面目更见狰狞，有的体型更壮，有的则注重细节，各有千秋，绝不相同。但随着科技发展、经济模式的转变，制作需时的纸扎技艺渐渐式微，也被刻上迷信、守旧的形象。冒卓祺估计现在香港的紮作技艺师傅不足30人，“以前要求师傅教我，现在想教都未必有人学……”

　　冒卓祺19岁入行，在业内打滚近30年，如今在元朗大桥街市一处隐蔽的小店继续创作。“香港的手工不值钱，特别是社会观念的约定俗成，人们不愿意欣赏紮作。”他指着一个两米长的纸扎兔子灯笼，这个灯笼他花了两周才完成，但卖出去时都不敢开价，“因为在大众眼里，它不是艺术品，只是个纸糊。你花100小时做一个灯笼，他可能觉得只值100元，时薪确实连最低工资都不够。”

　　为了推广紮作技艺，冒卓祺除了到学校开班，平日对路过驻足观看的小孩子，他都会取出竹篾耐心教导，只希望社会大众能够了解紮作的艺术价值，而不是指着作品就只懂叫“纸扎公仔”。现代人受西方文化影响，对紮作留下了非常错误的误解，认为紮作只关系祭祀、迷信、鬼神，然后拒绝接受这种传统文化。“中秋的灯笼，重阳的纸龙舟，甚至是元宵的花灯，这些都不是迷信，是中国人的传统文化，祭祀只是其中一部分！”冒卓祺表示，紮作最能展示中国人的创作力，“以前的人，没有的东西就紮出来。庆典要有神作伴，就紮个神出来；想祭祀时有食物给祖先吃，就紮食物出来；想自己的招牌更抢眼，就紮一个红红花花的广告牌……”

　　政府近年为保育非遗确实有下过功夫，但成效不彰。冒卓祺表示，非物质文化遗产办事处在2019年推出“社区主导项目”，资助申请人推广和延续非遗在社区的发展。但申请程序非常繁复，而他得到的二十多万元资助，仅够开一个约100小时的课。

　　“十四五”规划明确支持香港发展成为中外文化艺术交流中心，冒卓祺非常期待，“如果政府更重视非遗，也许是非遗起死回生的一次重要契机。”除了发展前景、社会对行业的误解外，冒卓祺认为传承紮作技艺最大的挑战就是存放空间不足。“就一个盂兰节摆放的大士王，就已经三米高，即使分拆了，一般店舖也难以存放。”冒卓祺要在路边制作，特别是狮头及麒麟等大型作品时，待在路边更长时间，日晒雨淋、风尘仆仆。

　　“不会要求下一代以此为职业，毕竟他看到我做了大半辈，做了什么”

　　“最需要政府给我一个空间，工厦、荒废学校都得。非遗要赚钱生存已经不容易，租金压力占了最大部分。”冒卓祺希望，政府能够按不同非遗项目的需要提供协助，让他们不至霎时重生，至少生存得轻松一点。

　　最后小记问冒师傅，会将技艺传给下一代吗？他思考良久，“会教吧，但不会要求他以此为职业，毕竟他看到爸爸传承了大半辈，做到了什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