左图：香港基础科研出色，且国际联系强，有助推动中成药研究转化落地。右图：中成药结合先进生产技术，加上香港的优势，方便与国际接轨“走出去”。

　　“一元的原材料，如何可以变成100元的产品？这个转化过程不只是药物生产，其实还建基于很多研究数据。香港可以发挥科研优势，在整个产业链扮演重要的角色。”香港浸会大学暂任首席创新总监刘乐庭指出，中医药在全世界的认受性越来越高，香港应善用“官产学研”模式，加强科研成果转化及商品化，助力中药走向国际。

　　特区政府近年积极推动中医药发展，并大力推动创新科技发展。刘乐庭认为，中医发展应该结合创新科技，例如把工程学与中医的“望闻问切”结合，发展智慧中医，加强中医认受性。/大公报记者　曾敏捷

　　“Health and wellness（身心健康）是全世界都越来越重视的领域，而中医药的认受性在全球都有一个向好的发展，有好大的发展潜力。”刘乐庭在浸会大学负责策略性推动高影响力研究、浸大前沿创新的转化和转移，以及整体创新和科技的政策研究，身兼浸大校长资深顾问及中医药学院荣誉教授的他，看好中医药发展前景，“科技化会是中医发展的其中一个方向”。

　　何谓中医发展科技化？刘乐庭举例，中医诊症靠“望闻问切”，但操作非常依靠中医师的经验，但若要令更多人，甚至外国人都相信中医，可以配合科技手段应用，“我们是否可以结合工程学的技术，例如感应器、化验技术等，做到以往只能靠经验去做的事呢？”刘乐庭认为，配合创新科技把中医药科学化，才能令中医药发展的道路走得更远、更阔。

　　浸大建转化和合作平台

　　刘乐庭在创新产品的研发及商品化上拥有超过20年经验。他认为，本港的中医药基础科研做得非常好，但最大的症结在于，大学做完基础研究、发表文章后就停了下来，未必会继续做转化研究，以至很多科研成果无法转化为可以应用的产品或服务。“一方面老师们再去做转化研究的诱因不是很大，另一方面亦因为缺乏资源，不只是资金，还有人才资源，所以好多研究做到一个阶段就没有办法继续做下去。”

　　“我们有一个常用图表，叫Technology readiness level（技术就绪指数），将基础研究到应用分为12个阶段，一般大学研究只做了1到3，实际应用则涉及9到12，但4到8通常没有人做，我们称之为‘死亡之谷’。如果衔接不到，大学的研究成果就永远没有办法推到应用。”

　　刘乐庭指出，怎样做转化是很大的领域，亦需要特别技能，故浸会大学成立创新、转化及政策研究院（ITPR），希望建立一个提供全面支持技术转化和合作的平台，令大学的科研成果可以“落地”。“如果他（学者）有兴趣，我们可以协助他继续做下去；如果他没有时间或没有兴趣做下去，我们也可以帮他做，找业界合作，将研究成果推到可以应用。”

　　他以发展新药为例，在大学做基础科研的教授未必懂得新药开发的流程，故需要找行业内的专家帮忙，令过程事半功倍。“你叫这些专家加入大学，不现实，但我们希望促成不同的合作，引入财政资源、专业资源，帮助老师们走过这段路。”他透露，ITPR会设立新的转化研究实验室，和中医药学院合作，对中医药做更多转化研究。

　　政府近年致力推动科研成果转化，其中“产学研1+计划”获拨款100亿元，以配对形式，资助有潜质成为成功初创企业的八大院校研发团队，推动科研成果转化和产业发展。刘乐庭认为，这计划是好的开始，但预期本港仍需时建立成熟的产学研协作生态圈，“我们要先走出第一步，才能一路推出去。其实很多人是抱观望态度，见到成功例子就会愿意再投入更多。”

　　政府须发挥领头协调作用

　　刘乐庭又提到，香港除了基础科研做得好，在吸引人才、筹集资金等方面亦有优势。香港可以在推动中医药标准化、国际化方面作贡献，例如透过研究数据、检测服务等为中药材原材料增值。他举例，国内很多中药材出口到世界各地，但产值并不高，“在内地卖一元的原材料，在日本可能变成卖100元的产品，这样的转化可以带动整个产业的发展。其实香港可以发挥我们的优势，透过我们的研究及转化，将原材料转化成更有价值的市场产品，也可以让更多外国人接受中医药。”

　　新一份施政报告提出多项措施发展中医药，政府计划制定全面的《中医药发展蓝图》。刘乐庭说，社会有越来越多中医药发展讨论是好事，但现在是各有各讲、各有侧重，缺少优次安排及分工，政府必须发挥领头及协调作用，明确发力方向，令不同持份者共同推动中医药发展。“哪些要优先处理？哪些要政府处理？哪些可以民间先行……政府可以综合考虑后找准定位及方向，排出优次，或一起发力，或各有分工，大家一起做好这件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