图：基本法委员会前委员、港大法律学院宪法学教授陈弘毅表示，《维护国家安全条例草案》相对简单，比较容易遵守和执行，市民应该不会误堕法网。

　　基本法委员会前委员、港大法律学院宪法学教授陈弘毅日前接受《大公报》专访，逐一回答香港社会对基本法第23条立法及《维护国家安全条例草案》的不同关注点。他表示，香港特区有宪制责任实施基本法第23条立法，他支持《条例草案》，认为符合23条立法的要求，在公众咨询期间他也提出了一些建议予政府考虑。

　　陈弘毅表示，很高兴看到现在的《条例草案》比咨询文件更加完善，和英美等国家的国安法相比，他认为目前建议的《条例草案》相对简单，比较容易遵守和执行，市民应该不会误堕法网。\大公报记者 黄钇淼

　　《条例草案》提供足够辩护理由

　　记 者：近日立法会正在审议《维护国家安全条例草案》，请问您对于《条例草案》有哪些比较关注之处？

　　陈弘毅：

　　我主要还是关注一些和市民的生活关系比较密切的、或者一般市民也有可能接触到的法律问题，例如煽动罪、与国家秘密相关的罪行，以及境外干预罪。

　　煽动罪方面，煽动对于中央或者特区政府的仇恨的言论可能就构成煽动罪，但我也注意到，《条例草案》提供了辩护理由，也就是《条例草案》第22条第4款，如果有人对于中央或者特区政府提出一些意见，而其目的是希望改善有关制度或者政策，那么就不会构成煽动罪。也就是一些理性的批评或者建议，或者认为政府一些做法不妥当，都不会构成煽动罪。

　　国家秘密方面，大家都比较关注所谓公众利益辩护。我注意到，现在的公众利益辩护，参考了外国的一些相关法例。在中国内地，关于国家秘密的犯罪是没有公众利益辩护的情况的，但考虑到香港作为普通法地区的情况，这次的《条例草案》在29条加入了“指明披露”的内容，其实就是一个公众利益辩护。即使属于披露了国家秘密，如果披露的目的是揭露一些严重影响特区政府依法执行职能的情况，或者一项对公共秩序、公共安全或公众健康的严重威胁，这两种情况下，即使披露的内容涉及国家秘密，也可能不构成犯罪，这也是一个很重要的辩护理由。

　　另外，关于境外干预罪，也有市民担心，会不会影响香港与外国的国际交往。我注意到现在的境外干预罪的元素包括配合境外势力，和使用不当手段意图带来干预效果。在不当手段方面，这是比较明确的，市民只要小心不要使用任何不当手段，那么就不会触犯境外干预罪。不当手段包括例如对他人使用暴力或者威胁对他人使用暴力，或者破坏他人的财产，或者威胁破坏他人的财产，或者破坏他人的名誉，威胁破坏他人的名誉等等。我觉得不当手段的定义已经足够限制了境外干预罪的范围，一般的市民即使与外国有很多交往，也应该不会误堕法网。

　　《条例草案》听取了社会各方意见

　　记 者：从整体来看的话，您是否支持《条例草案》？

　　陈弘毅：

　　我很支持这个《条例草案》。公众咨询的时候我也提出了支持意见，而且也提了一些意见供政府考虑。现在来看，政府的《条例草案》比咨询文件更加完善，有些原本不清晰的地方，现在都写得比较清楚，而且也增加了对于建议的罪行的范围的限制，增加了一些免责辩护的条款。

　　我们看到，《条例草案》听取了一些咨询期提出的意见，比如说法院在程序上可以发挥监察作用，对于被拘捕人士延长拘留期，或者限制他们接触律师，都需要得到法院的批准，这些都是在程序上保障这些涉嫌犯罪人士的权利，也是让法院作为司法独立的机关可以发挥他的监察作用。

　　特区有宪制责任实施基本法第23条立法，《条例草案》相当符合23条立法的要求，相信《条例草案》能够顺利获得通过，让香港履行宪制责任。

　　《条例草案》更容易遵守和执行

　　记 者：特区政府曾经指出，外国有些国安法比香港的国安相关法律“更辣”。但也有一些舆论表示，虽然外国的国安法“更辣”，但他们有更完善的制度保障。您会如何评价这些看法？

　　陈弘毅：

　　比较起英美等国，其实现在建议的《条例草案》，相对上是比较简单的。英美的国安法，内容比香港目前建议的多很多，复杂很多，涵盖的范围也大很多。所以比较来说，我觉得现在建议的《条例草案》，是比较容易去遵守和执行的一套法律。

　　至于制度保障，香港也都有。香港有司法独立，也有各种监督政府执法的渠道，例如新闻自由、舆论的监督；立法会也可以在行政立法互相配合、互相制衡下，发挥一定的监督作用；另外香港有活跃的民间社会，民间的社团也可以关注政府执法，也可以发表意见；我们也有普通法的制度，在很多方面会比较重视保障当事人的权利。

　　《条例草案》无过分限制言论自由

　　记 者：刚才教授提到，我们有司法独立，也有传媒的监察。但也有一些舆论认为，23条立法落实后，会影响律师在法律专业方面的特权，或者影响传媒在这方面的监察权。您如何看待《条例草案》对这些方面的影响？

　　陈弘毅：

　　对传媒来说，《条例草案》相关的最主要内容之一的是煽动罪。但煽动罪并不是新设的罪名，而是《刑事罪行条例》本身已有的一个罪名，所以《条例草案》并不会过分限制传媒的言论或者报道自由。

　　传媒另外的关注可能有国家秘密。但我相信国家秘密的范围是比较狭窄的。根据内地的经验，国家秘密分为秘密、机密和绝密三个等级，在文件开头也会标注秘密等级，所以传媒首先不会很容易拿到国家秘密，即使真的拿到了，他也会知道这些是国家秘密，需要遵守法律。除非是刚才提到的公众利益的情况，都不应该披露这些国家秘密。

　　此外，一般来说，我们并不会接触到国家秘密，国家秘密通常是由官员持有的。如果官员洩露了国家秘密，给了其他人，那么当然拿到国家秘密的人要很小心，要遵守法律的规定，例如交回给警方。

　　至于律师专业特权，我留意到这个条例指明了不影响法律专业保密权。《条例草案》第12条，“披露他人犯叛国罪的规定”列明，如果有任何人知道，另外有他人已犯、正犯或即将犯叛国罪，那么就需要向警方披露。但也列明了，基于法律专业保密权的理由的申索、权利或享有权，不受本条影响。

　　根据香港法律或者普通法，法律专业保密权也不是绝对的，有些情况属于例外。例如有人向律师表示，他将会犯某些罪行，那么向律师讲述的这些资讯，就不受到法律专业保密权的保护。

　　也就是有两点：第一，现有的法律专业保密权不是绝对或者无限的；第二，《条例草案》也有明文规定，在某些情况下不影响法律专业保密权，例如在隐匿叛国方面。

　　检控叛国罪机会相当罕有

　　记 者：也有一些舆论觉得，除了律师以外，如果宗教人士，或者社工接触到这类信息的时候，是不是也应该受到保护？

　　陈弘毅：

　　这方面我没有很深入的研究，但根据香港现有的法例，应该没有特别针对告解的保密权。但我觉得提出这些意见的人士其实不需要担心隐匿叛国，因为叛国罪是非常罕有的。假如你看看叛国罪的定义，在《条例草案》第10条，首先它只会检控中国公民，中国公民“加入与中国交战的外来武装力量，或作为其中一分子”；“意图损害中国在战争中的形势，而协助在战争中与中国交战的敌方”；“向中国发动战争”；“鼓动外国或外来武装力量以武力入侵中国”；或“意图危害中国的主权、统一或领土完整，而使用武力或威胁使用武力”。这些情况其实是相当罕有的。

　　如果大家担心有人叛国，而有其他人知道是否需要告发呢，这种情况出现的机会是非常非常的罕有。叛国罪的检控需要真正涉及到例如与外国勾结，向中国发动战争等行为，我觉得整个《条例草案》中，最罕有会出现的就是叛国罪的检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