时光荏苒，爆发于1919年5月4日的“五四运动”迄今已过去106年。回溯历史，《大公报》及许多爱国人士均在这场波澜壮阔的民主浪潮中扮演了重要角色。

　　1919年初，重新瓜分世界的巴黎和会召开。时任《大公报》经理兼总编辑胡政之成为唯一进入和会现场的中国记者，开创中国记者报道国际重大会议之先河。胡政之就此撰写的一系列通讯，在《大公报》刊发后，一时洛阳纸贵。青年学生从中看到帝国主义战后分赃的狰狞面目，彻底打破对帝国主义的幻想，长期压抑在心头的怒火和爱国热情被瞬间点燃。1919年5月4日，他们走上北京街头，喊出了反帝爱国的口号。

　　《大公报》见证并记录了“五四运动”这一民族复兴的历史起点，《大公报》引领了五四运动舆论。

　　五四运动推动香港新文化思潮

　　除此之外，五四运动中的新文化思潮也在香港延续并发展。1927年，新文化运动代表人物鲁迅应邀来港并发表演讲，呼吁中国青年打破沉默，勇敢发声，推动思想进步。他直言：“我们此后实在只有两条路：一是抱着古文而死掉，一是捨掉古文而生存。”这些演讲被誉为香港新文学运动的催化剂，为香港的文化改革注入了活力。

　　同时，胡适也在其著作《南游杂忆》中提到，他曾鼓励香港教育界推动普及教育，并接受中国大陆的新文化潮流，避免倒退保守。这些言论进一步巩固了五四运动在香港文化启蒙中的地位。\大公报记者 龚学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