左图：大公报记者采访刘慈珍那天，正是七七事变纪念日。右图：现年89岁的易菊连，是在册“慰安妇”中最年幼者。\大公报记者李慧妍摄

　　8月14日是世界“慰安妇”纪念日。“慰安妇”制度是二战期间日本军队实施的国家级集体暴行，据史料记载，中国约有20万女性沦为受害者，如今登记在册的在世者仅剩7人。上海师范大学慰安妇问题研究中心主任苏智良接受访问时指出，这一制度以军事武力为后盾，将女性视为“军需品”，在亚洲多国建立“慰安所”，实施系统性性剥削。

　　国际社会多年来一直要求日本政府承认历史责任，但日本政府始终拒绝。苏智良强调，“慰安妇”是永不消逝的民族记忆，尽管幸存者日渐凋零，但对这一历史的研究仍至关重要，既是还原历史真相的关键，也要防止未来战争中女性再次遭受暴力摧残。\大公报记者 李慧妍

　　苏智良介绍，太平洋战争期间，日军司令曾计划在香港湾仔建立500个“慰安所”，这一惊人数字来自日军副总督的回忆录，也有当时报纸相关纪录。湾仔作为日军“南亚中转站”，不仅服务驻军，还要满足往来东南亚的军队需求。苏智良指出，弹丸之地的湾仔根本没有足够女性，这意味着日军必然通过强抓当地妇女、学生来填补需求。虽然最终建成的“慰安所”数量无明确记载，但这一计划足以证明日军暴行的规模。

　　日军曾在湾仔设“慰安所”

　　苏智良分析，“慰安妇”制度的形成与日军对“军队纪律”及“性病防控”的考量有关。1918年出兵西伯利亚期间，日军因随军妓院杂乱导致性病蔓延，此后开始推行“制度化管理”。1932年上海“一二八事变”后，日军正式建立首批军用“慰安所”，将女性纳入军事体系。更深层的原因则是种族歧视与性别压迫，日军认为亚洲女性“低人一等”，视其为可随意剥削的“物品”。在中国农村，日军每前进20公里就强抓当地女性建立临时“慰安所”，且毫无负罪感，因为“上司也同意”。对日本国内女性，日军则以“借款招募”“爱国奉献”等名义诱骗参与，形成阶层化的剥削。

　　谈及战后申诉困难，苏智良表示，“慰安妇”的首要障碍是受害者的集体沉默，东亚社会对性暴力讳莫如深，无数女性将创伤深埋。一位山西农村的幸存者曾见到电视里的日本兵就恐惧不已，听到日语便颤抖，长期将所有日本人视为“恶鬼”。司法层面上，1995年后，24名中国受害者赴东京起诉日本政府，均以败诉告终。国际法庭要求“双方政府同意”才能立案，而日本政府始终否认责任。2000年虽有“东京民间审判”，召集65名幸存者作证，最终也仅是象征性判决，无法执行。

　　日右翼图否认“慰安妇”问题

　　苏智良直言，如今日本社会对“慰安妇”问题的反思日渐式微，90年代教材尚有相关内容，现今右翼势力壮大，东京早稻田的战争女性博物馆门可罗雀，主流媒体几乎不再报道。尽管困难重重，苏智良强调，研究“慰安妇”问题必须坚持下去，这不仅是对幸存者的交代，更是防止类似暴行重演的重要一步。随着最后的幸存者日渐凋零，记录历史的责任显得尤为迫切。